附录一 旧西藏农奴的反抗和斗争

传说中旧西藏人民被描述成这样，他们“满意”社会命运，甚至感到很幸福。这一切一直持续到他们“被共产党煽动起来”之后。

这真是大错特错！

西藏早期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就是横扫9世纪的农奴反抗潮。它在摧毁以奴隶为基础的老西藏君主政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喇嘛编年史后来将这样的政体理想化为“宗教之王的年代”。农奴反抗潮也为随后的生产方式（封建制）肃清了道路。

第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由韦·阔希列登领导，于公元869年在东部临近昌都的地方爆发，然后向西蔓延至皇权的中心拉萨。第二次大规模起义就发生在拉萨当地，由韦·罗泊罗穷领导。第三次起义爆发于当今的琼结县，以许布达泽为首，于877年开始并一直延续到20年后。参加起义的人不仅公然反抗王权统治，而且还将以前国王的坟墓掘开。“一鸟翔空，众鸟飞从”，胆战心惊的贵族代表写下这句话来描写奴隶起义的连锁反应。无论何处，大奴隶主都被追杀，庄园被摧毁。旧奴隶制度的矛盾最后暴露得如此凶猛，可见奴隶对压迫者的仇恨如此之深。

除了这些斗争外，残存的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在不同宗教下的社会力量之间也爆发了严重的冲突。这些因素的合力最终导致了旧西藏君主政体的解体。

欧松是拉萨一带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起义的奴隶杀了他的一个儿子，并将他的其他儿子流放。此后再也没有了统一的西藏王国。曾经一度，西藏有过两个统一的王国，一个在拉萨地区，一个在偏远的西部阿里。再后来，这些残余的王国解体，渐渐消亡，而寺院却开始渐渐占据领导地位。

随后的封建时期里，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渐渐被农奴和僧俗庄园主之间的矛盾所取代。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虽然按规定他们都是本地人而且居住很分散，但斗争还是在庄园和地区此起彼伏。同时，历史文献记录也越来越趋于宗教化，文献中细致地记录了各类宗教仪式以及不同统治者向宗教团体进行捐赠的场景。但是文献并不想让各地不断出现的反抗名垂青史，反而愿意让人们将其淡忘；在旧西藏，只有极少数人识文读字，历史文献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在19世纪的后半叶和20世纪的前半叶，农奴主和帝国主义及其市场开始有了联系。不管是俗家领主还是寺院，都通过向国外出口从牧民处征收的羊毛而富足。他们对以货币形式支付的捐税和税收越来越贪婪，因为他们需要用这些钱去购买外国制造的奢侈品。因此，他们对农奴的剥削越来越重，同时，农奴的反抗也就越来越强烈。

以下是一些还健在的人其记忆中的一些事例。

1918年，直接向噶厦政府纳贡的藏北“39族”所在地爆发了一场地方反抗运动。此次活动中涌现出了著名的女英雄霍尔拉姆，她是现今著名的群雕艺术《农奴愤》里的主要人物之一。为了抗议不断增加的繁重捐税，霍尔拉姆和150户家庭的代表们一起去向尺牍乡（今丁青县的一部分）的宗本请愿。当他们的请求被拒绝后，霍尔拉姆回到自己的部落，组织并领导了一次令人称奇的夜袭宗政府所在地的活动。此次夜袭中，宗本被杀，45名执勤士兵全被缴械。事后，宗政府派重兵对霍尔拉姆的部落进行血腥镇压，他们到处烧杀抢掠，霍尔拉姆自己也被残暴毒打致死。但是这个部落反抗的消息几乎传遍了西藏的每个角落，为农奴们注入了新的力量。谈到压迫他们的官员时，农奴们会这样威胁说，“他们想象尺牍乡的宗本一样去送死吗？”

1931年，在山南南部的隆子宗，一位名叫才巴的贵族被加美地方的农奴杀死。加美地方有300户农奴，原本他们直接向噶厦政府呈贡。才巴通过贿赂得到管辖该庄园的权力。于是，这300户农奴家庭不仅要向噶厦政府呈贡，还要向才巴缴纳高于其他人的税负。农奴们奋起反抗，说：“一匹马备不起双鞍。”他们埋伏起来将才巴杀掉，击退了才巴的随从和当地部队的围攻，然后逃往山里生活了很多年。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以不同方式进行反抗，直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拉萨当局不得不废除才巴管辖该地的权利，并终止了农奴们的双重税负。

1940年6月，北部那曲牧区的两名宗本（僧俗）下令扣押并鞭挞两名安多县部落里前来参加传统马术比赛的农奴，同样前去参加比赛的其余八个部落的成员闯入宗政府释放了被扣押的人员，将两名宗本打倒在地。他们的领头者是位名叫安培的牧人。他们的口号是“打穿黄袍子的人”（即上层官员）。后来，他们将两个宗本捆起来在赛马会上游街示众，最后在寺庙的调解下才留下他们的性命。

1942年秋收之际，日喀则一座大庄园的管家棒打了一名农奴，前来秋收的其余农奴聚集起来将这名管家打死了。

1948年，那曲卡宗本管辖下的一个管事向罗马让学和巴尔达两个部落强行增收额外的税负。前去请愿降低税负的人被他绑起来鞭打。请愿回来后，部落里需要上交的税负数目更大，于是，部落里的人们就把管事拖出房子狠狠地揍了一顿。

1949年，墨脱宗的宗本拘捕了一位名叫洛桑的农奴，并严刑折磨他。其他农奴愤怒地聚集在一起，迫使宗本释放了洛桑。当地政府为了缓和岌岌可危的形势，不得不换掉了这名宗本。

1951年，远在西藏西部阿里卡普兰宗的宗本索南仁增，在规定时间之前强迫人们交茶税，几名抗议者被关押起来。9月，就在他们被关押四个月后，愤怒的人们集合起来，迫使宗本释放了他们。

在拉萨的西藏革命展中，有一个列表专门记录着许多这样尖锐的冲突。以上所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农奴的反抗也包括消极怠工和逃避劳役、徭役和税负。农奴一出生就注定要在庄园主的农场干活儿，他们尽量对农场管理漠不关心，或者糟蹋农场作物。在牧区，被强迫劳役的牧民每天只剪20只羊的羊毛，但如果是给自家剪羊毛，他们可以剪60只。对于各种劳役，他们尽量只派身体最虚弱最贫穷的人去。

强迫人们做喇嘛的宗教劳役，也经常遭到破坏。1948年，那曲的牧民部落接到命令，要送60名男子和儿童去充实寺院的力量。这些部落联合起来，不仅延迟了派送的时间，而且最后他们也只派送了25名新手。而且，不久后，他们多数人都逃走了。

青稞和羊毛被强征为封建税负，或者被强迫低价出售时，它们也会被农奴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掺假。1929年，地方政府开始想要控制经由印度出口的羊毛时，在货物中发现了鹅卵石、死狗等掺杂物。

在封建统治下的西藏，农奴反抗的主要方式还是逃跑。有时候，他们会全部逃走。1927年，西藏东部的波密地区有221户人家，但到1952年，只剩下44户。解放后，尤其是民主改革后，以前离家外逃的许多人又回到了故居。

1951—1955年，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西藏，但当地的农奴制度还未废除，农奴反抗农奴主的事件成倍增加，反抗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历时几个世纪的农奴和奴隶的反抗在最后达到了高潮——他们积极支持平息叛乱的行动，而且他们多数人也参加了民主改革，即消除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