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礼仪之争（4）

事实上，因民、教冲突引发的教案并不仅见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譬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当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而恰在这时，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乎，谣言遍天津，什么洋人“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将人以毒药养成千里眼，及照像机器，扒心熬油，铸蜡烛点灯，以照金矿”等等。这些谣言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你不信。本来嘛，那些洋人长得鹰鼻深目，行为举止古里古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成为谣言的受害者也就很自然了。

后来，有个偷拐儿童的匪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这下是弄得民情激愤、士绅哄然、书院停课，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却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无人认识这个武兰珍。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得知后赶来，数千人将教堂围了各水泄不通，诸多人等不肯散去，以至于引起了极大混乱。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便亲自前往教堂，不料其在与知县刘杰理论的时候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打死。群情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被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都死于非命，而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也都全部被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蓄有异志的秘密社团，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事件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外国军舰也前来天津梭巡示威，局势很是紧张。当时声望正隆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最终结果是处死18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还亲自前往法国道歉。所幸的是，在事件交涉过程中，法国因在随后的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纠缠此事，天津教案这才宣告平息。但曾国藩却由此落得骂名，成为其晚年的一件憾事。

从1856年到1899年的43年间，中国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件，天津教案便是其中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类似的小教案还有很多。究其原因，终归是中外双方的互不了解，加之外国人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一些特殊权利，譬如领事裁判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得到领事的保护，就连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方面也无权管辖，即使中国犯人逃到那里，官府不能去逮捕。就连官府赔给教民的损失，也是由传教士发放。有了这一系列的特权，部分外国传教士为所欲为，任意包庇不法之徒、干涉词讼，也就是不奇怪了。

更荒唐的是，外国传教士除了种种特权以外，他们竟然还要求清廷给予相当品位，如总理衙门在 1896年3月颁布了一个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的条例，其中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商办”。如此一来，传教士居然可以与清朝官员平起平坐了，传教士中的部分奸猾之徒得此何以不猖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