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礼仪之争（3）

但是，西方传教士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首先，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甚符合，譬如《圣经》里称耶稣无父有母，其母玛利亚又是未婚而孕，国人对这种神话除了觉得荒谬外，基本很难接受。再者，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所说，中国人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毕竟，中国人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影响，很难抛弃中国的传统。

如果仅仅是信仰的问题，倒也还不至于构成激烈冲突。在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管不问，或者等同于和尚道士。但问题是，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和交流。对于教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他们从生到死，出生、教育、婚姻等社会活动都被纳入到教会的圈子中进行，这种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很容易引起冲突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社会交往活动都是在家族和村落的组织下进行的，如今教会进来后，它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一部分信教的村民开始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圈子，他们不再参加清明祭祖，不再为迎神赛会集资，不再参加龙王庙的求雨仪式，甚至不再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这些教民在教会的组织下，定期的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这在其他人的眼中，教民们不敬祖先，行为古怪，离经叛道，完全成为群体外的“异端”。特别在教民人数少的村庄里，教民更是受到歧视，他们甚至不准使用村里公用的井水。

但是，教民有一个优势便是他们的组织性，这是传统乡村中的村民所不具备的。正因为这种组织性，即使教民们在村庄里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但他们在与村民的对抗中也并不一定处于劣势。在当时的民、教冲突（特别是在诉讼)中，由于有传教士的介入和帮助，教民的胜算反而更大，正如当时的军机大臣赵舒翘曾说的，“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士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故，动辄涉讼；甚且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未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于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

在19世纪末，教案的问题越来越激烈，譬如泰安府的一份禀报中便提到：“去岁（1899年）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之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平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