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勾心斗角（2）

更令人讨厌的是，毕盛为人吝啬，他在请客的时候常常在酒里掺水。对于这两口子，当时的毕盛被讽刺为“最不擅长外交的外交官，他来自政界，平民阶层的社会党，然后当了记者，是一个有着大众文化背景的普通人。由于他自己没有风度，夫人又每每失礼给他带来麻烦，因而他不被同事喜欢。”

当时公使团的团长是西班牙公使卡洛干公爵，他性格开朗，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但卡洛干当时已经67岁，他既缺乏热情，也无领导能力，而且视力极差。因此，公使团的实际领导人其实是英国公使窦纳乐（这也是和英国当时的在华地位相称的）。另外一位和他类似的是奥匈帝国的公使济坎伯爵，他和卡洛干一样，由于本国在中国无特别大的利益，因而对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也不甚关心。在一些回忆录里记载说，济坎当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收集各种鹿角，这个癖好在整个北京城都颇有名声。在英法等国在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而四处奔忙的时候，这两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却基本无所事事，乐得享受自己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位经常被遗忘的公使，那就是比利时的姚士登，他也无甚大事，加上患有心脏病，因此在公使团中常常被忽略。

在各国纷纷更换自己的外交官时，意大利也调来了其在非洲的主力外交官、驻开罗的公使马蒂诺前来中国上任。可惜的是，马蒂诺毫不了解中国事务，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1899年的“三门湾”事件（在此事件中，意大利不但毫无所获，反因为恫吓无效而大失颜面）中犯下大错，为各国所笑，于是马蒂诺被灰溜溜的召回，接替他的是其当年在埃及的助手萨瓦戈侯爵。在公使团里，萨瓦戈得到的评价不高，很多写庚子年事件的英美作家常常将他忽略，或者是被这样描述：“意大利公使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个长椅子上，和他漂亮的妻子聊天。他是使馆唯一一个仍然穿着正式服装就餐的人”。

荷兰公使诺贝尔是个胆子极小的人，他在被围攻的日子里一直躲在使馆唯一的地下室里没有出来，当时被公使团的人讽刺为“围馆事件中的隐居人”，西班牙公使卡洛干一抓住机会便要讽刺他一番。令人吃惊的是，诺贝尔虽然为人怯懦，但却是个欺负老婆的好手，他的夫人是法国人，“长得丑，不太优雅，爱传闲话，本来应该是挺有意思的人，可是他的丈夫对她太不好了，欺负她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也许是报应，在使馆被解围的时候，诺贝尔走出地窖，便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该他的跑也跑不掉。

美国公使康格是个陆军少校，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与人打交道时态度生硬，他的出身、性格等方面倒是和法国公使毕盛颇为投缘，两人关系也比较好。最让人啼笑皆非是，康格对欧洲的种种礼节极为羡慕但又十分无知，有一次毕盛向他介绍一位新来的三等秘书，此人的姓为公爵（de Duc），康格以为此人是公爵身份，非要坚持让这个年轻人坐主宾席，一时被公使团传为笑柄。

另外需要介绍两个特殊的公使，他们和这些欧美的外交官看起来格格不入，完全就像是局外人。这第一位是日本公使西德五郎，这些日本外交官不喜欢和欧美人打交道，尽管见面的时候满脸堆笑，但总是让人感觉相距千里，讳莫如深。另外一位被孤立的外国公使是俄国公使格尔思，也许是因为他与李鸿章具有私人交往的渠道并拥有较其他外交官更多是消息来源，因而格尔思被公使团的人认为是间谍和两面派，“人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看上去就是一副虚伪和奸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