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勾心斗角（3）

不过，格尔思的夫人“倒很贤惠，但很少露面，他们有个20来岁的女儿，她是个灾星，其貌不扬而且充满恶意。”当时很多外交官夫妇私下里都很刻薄称格尔思小姐是个“丑丫头”或“父母的错误”，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特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某日在公使团的网球场上，英国使馆里的一位秘书夫人带着新生儿在旁观看，后因牛奶不够了，孩子开始大吵大闹。萨瓦戈主动带着她和孩子去临近使馆要点食物。他们来到最近的俄使馆，格尔思小姐听说来意后，立即开始了煞有介事的谈判”，萨瓦戈回忆说：“孩子母亲不过是要个熟鸡蛋，而格尔思小姐既不愿意接受以一罐沙丁鱼来换，也不要牛排调汁，却坚持要法国的鹅干酱”。萨瓦戈大怒，便立即带着孩子母亲立刻离开俄使馆到法国公使毕盛处寻求帮助。

很显然，各国公使之间的友谊、矛盾和敌意，既同他们的性格、出身相关，也与他们的人种、文化及地域是密切相关的，譬如西欧各国的公使之间相对比较亲近而美国公使相对疏远，日本公使被冷淡及俄国公使被孤立可能和他们的文化及地域有很大关系---当然，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

正如当时一幅描绘中国将要被瓜分的《时局图》，在进入19世纪末的90年代后，欧美日各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铁路及工矿实业等的投资和控制，由此也纷纷在中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范围。按照当时的国际潜规则，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利益范围；中国的长城以北地区算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德国把山东视为自己的自留地，法国在两广和云南经营了很长时间，它决不会让他国染指；就连刚刚崛起的日本，都试图把福建纳入到自己的利益范围之中。

在这些列强中，英、俄两国是在华优势最大，矛盾也是最尖锐的，而俄国公使格尔思被西欧国家的外交官孤立，和英国的影响不无关系。英国是个老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向崇尚贸易自由精神，它的对华商品输出的总额也表明其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因此，英国对任何其他国家对它地位的挑战都抱有戒心，正如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后，英国便立刻租借了威海卫作为自己的补偿。

当时挑战英国地位的主要是三个国家，其中以沙俄的威胁最大，因为沙俄的经济并不发达，而且一贯以武力扩张和领土兼并作为其对华政策中的首选，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之后的伊犁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沙俄之外，德国和日本也是突然兴起的争夺者，德国在完成统一后（特别在俾斯麦下台、威廉二世亲政后），其外交政策开始由专注于欧洲而转变为更为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远东也是它的方向之一。德国作为一个急速发展起来的后起工业国，其日益发达的国力使它决不满足于现状，中国的巨大市场便成为其觊觎的对象。至于日本，虽然暗地里对中国抱有独吞之心，但当时的日本毕竟国力有限，特别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其主要把在朝鲜的优越地位放于首位，对中国则主要采取“北守南进”的政策，即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对俄妥协，以换取俄国对日本在朝鲜半岛地位的承认；而在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则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