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勾心斗角（4）

正是因为这些复杂多变、纵横捭阖的因素，列强的在华外交官在1898年前后大都换了新面孔，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保护并扩大他们的利益。很可惜的是，欲速则不达，这些新面孔的共同特点便是对中国的内政毫不了解，或者根本就漠不关心。作为结果，这些人对中国的礼仪和文化也没有丝毫的尊重，而是以其对待非洲人的手段进行恫吓和交涉。正如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的观点及德国公使海靖所表现出来的，他们认为大吵大闹是对付中国人的最好办法。他们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的时候总是盛气凌人，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清廷就范，还动不动提出48小时为期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云云。

令人担忧的是，在清廷这边的主管外交的局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一是位高权重、熟悉外务的恭亲王奕䜣在1898年去世，而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李鸿章也于1900年初调任两广总督。当时主管总理衙门的是庆亲王奕劻，而他被外国公使们普遍认为“好对付”，而下面虽有几个大臣熟悉洋务，但因为品级太低而难有发言权。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外沟通出现严重的困难甚至误解。1898年12月，慈禧太后为了向外国示好，曾特意接见了各国公使的夫人们。据美国公使康格夫人描述，她们在这天不仅见到了慈禧太后，还见到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拉起她们的手，给每个人的手指上都戴上了一枚镶有珍珠的镂金戒指；慈禧太后还对她们说，“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她反复说了两遍。为此，这些公使夫人们极为兴奋，康格夫人的中国管家对女主人说：“夫人，您遇上了不起的事了！皇帝是下凡到人间来的，没有外国女人见过他，就是中国男人见过他的也不多。他可是天子啊，您真是幸运啊”。

但荒唐的是，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却利用觐见皇帝的时候玩弄小动作，甚至以此为外交的重大突破。1899年6月，萨瓦戈前去向光绪皇帝递交国书，按礼节外国的国书应该放在御案上，但萨瓦戈却有意伸长胳膊，将国书递到御案上方，并特意看了皇帝一眼。光绪犹豫了一下，随之一笑，伸出手接过国书，庆亲王急忙跨上一步，但已经这时已经迟了。回去后，萨瓦戈见人就吹嘘自己是第一个将国书直接交给皇帝的人，而那些外国公使们竟然还为此来向萨瓦戈庆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外交上的胜利。

使馆里的外交官和夫人们大都厌恶在北京的生活，在他们眼里，北京简直就是恶梦。意大利公使萨瓦戈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北京，真可怕！举步维艰的街道，没有电灯，奇冷的严冬和闷热的酷暑。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在北京，时间过得很慢，百无聊赖。使团的夫人们传完了闲话，避开凋零破败的首都，到灰尘满天的郊区去野餐几次，到极少几个可以旅游的地方转转，然后就是从一家的客厅转到另一家的客厅，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能提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