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上谕问题（3）

1900年3月2日，五国公使代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第二次联合照会，再次要求清廷在《京报》上发布正式的“禁拳”上谕。公使们的行为让清廷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一再解释廷寄的实际效果要比上谕好得多，但公使们依旧在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让庆亲王奕劻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既感到震惊，又啼笑皆非。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想向公使们解释1月11日的上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袁世凯采取不分良莠、血腥镇压的政策，但公使们却一口认定清廷对反教的拳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经过这次交锋后，双方的误解越来越深，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战和外交僵局。

直到3月6日，总理衙门才向公使团送交了一份正式的解释信，他们在信中指出，官方的《京报》发行范围很小，上谕并不能起到公使们期待的效果；而廷寄是发往各省督抚，对保护外国人更加有利；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再次发布类似的上谕。为了向公使们解释廷寄的优越性，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还特地造访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希望他能够向公使团解释清楚，但可惜赫德表示无能为力，他当时并不想涉及此事。

五国公使接到总理衙门的解释信后，于次日再次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公使们对总理衙门的解释不屑一顾，德国公使克林德甚至建议将此信原件退回，以示嘲弄。对此，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不过，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太过分而没有被采取。

在一番讨论后，五国公使也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他们害怕清廷不肯就范，由此形成对外强硬的先例，这将使得他们在各自的政府面前很难交代。于是公使们最后决定，再向清廷提交一次联合照会，如果清廷不肯做出满意答复的话，就请求各自的政府进行联合海军示威，以逼迫清廷就范。

而正在这时，清廷宣布原山东巡抚毓贤担任山西巡抚，这让本就紧张的中外关系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毓贤本是在外国公使的抗议下而去职的，后来他回到京城后与端王载漪等人交往甚密，意气相投，由此谋得了山西巡抚一职。美国公使康格对此最为愤怒，因为他认为毓贤的去职是他所促成的，而其复职等于是对他的污辱。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也对总理衙门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再不接受五国公使的要求，我将向女王政府报告，敦促它采取保护英国在华公民的其他措施。”

有意思的是，为了缓和当时的中外紧张关系，慈禧太后在3月8日（也许是巧合）再次邀请了公使夫人们到皇宫做客。也许是上一次（戊戌政变后）的宴请很成功，慈禧太后大概想让这些公使夫人们给他们的丈夫吹吹枕边风，以缓解下外交上的压力。可惜的是，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做法并不奏效，公使夫人们在赴宴之前便被他们的丈夫所提醒不得过多干涉外务，因而这次宴会比上一次明显要冷清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