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上谕问题（5）

从事实上来看，俄国公使的自行其是和超然事外的确给了清廷以信心，因为他们发现外国公使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正如赫德当时说的：“一批列强正在告诉中国：‘如果你不宣布拳民为匪并消灭他们，我们就要亲自动手，并打击中国政府！’同时，另一批列强则安抚中国说：‘我们是你的朋友，如果其他列强打击中国，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尽管这种要加以干涉的承诺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分得更多的好处，中国则错误地认为有同盟和获得外国保护的可能。”

就在这时，被认为是“清廷的好朋友”的俄国公使格尔思突然站出来打破外交僵局。在4月15日与总理衙门大臣联芳的会面中，格尔思指出目前拳匪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劝告清廷不要措施剿灭拳匪的良机。更重要的是，格尔思在话里话外中透露出列强的确有武装干涉的企图，他还特别强调俄国在华北没有传教活动，他的忠告主要是为了清廷的利益着想。从格尔思的动机来看，他似乎担心列强一旦真的进入华北，将会影响到俄国的利益。

格尔思的话让清廷感到十分警觉，因为他提到了列强出兵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由此，清廷随后在《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奏折，这个做法终于让五国公使感到松了口气，虽然清廷只是部分的满足了五国公使的要求，但这毕竟打破了持续了近3个月的外交僵局，于是外国军舰也开始陆续返航。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清廷在4月21日再次就拳匪问题发布上谕，其中直接引用了曾国藩的原话“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这次的上谕与1月11日的上谕措辞几乎如出一辙，但这次外国公使们却毫无反应，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是这些公使们已经厌倦了这种持久的外交僵局，或者他们之前的行为仅仅是一个面子上的无谓争斗。

庚子年这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外交争端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使得外国公使们更加坚定了使用武力向清廷施压的决心，其二则是使得清廷对外国的压力变得更加的憎恶，由此也使得朝廷中仇洋的情绪急剧高涨。很显然，外国公使们完全低估了清廷此时捍卫自己主权的决心。

很遗憾的是，五国公使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反而对这次外交上的虚假胜利而感到沾沾自喜。譬如英国公使窦纳乐，他早在1899年2月就曾提出：“以我的看法，整个中国问题其实十分简单¬---只要给我一支部队（当然不是中国军队），比如像1882年开罗驻扎的那支部队，我（或者任何人）都能在一年之内解决中国问题……治疗中国这个病夫只有一个办法，得用刀子，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美国公使康格也在4月16日得意洋洋的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政府总算以自己的方法及时地按照五国公使的要求去做了。当然，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剿匪方面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