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非常事件（8）

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并要求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但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何况清廷当时的接口（或说是理由）是京城局势混乱，难以进行周全的保护，这似乎也有甩包袱、避免洋兵入京的考虑。

公使们接到这份同样类似“最后通牒”的照会后，不免也陷入了慌乱当中。由于他们对天津的事情一无所知，公使们对总理衙门“最后通牒”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谴责军人的愚蠢行动，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的决定应该由外交官来做出，而不是军人”。

埋怨归埋怨，如何处理清廷提出的要求才是公使们最紧迫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当晚，各国公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大家在愤怒、绝望和恐惧中相互指责，荷兰公使诺贝尔居然在会议上哭了起来。最终，公使们决定接受“最后通牒”，但要求延长期限，理由是一天时间无法准备好足够的车辆¬。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希望西摩尔联军能够奇迹般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殊不知此时的西摩尔联军早已放弃了进军北京的计划。

在辩论达6个小时之后，公使们达成一致意见并各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内容基本一致的照会，要求明日上午9点在总理衙门与大臣会晤，并主张中方提供足够的车辆和派出几位大臣亲自陪同护送到天津。但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照会和其他公使的内容有一处不同---克林德在照会中明确声称，不管中方答复与否，明日上午9点他将到总理衙门；而其他公使则只是提出希望中方尽快答复。

事实上，公使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要求中方在次日上午9点前答复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的照会是在晚上才发出的。按中国的习惯，当时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不可能在署，也不可能有时间向紫禁城里汇报。因此，后来指责清廷有预谋的杀死克林德，这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6月20日早上8点，公使们再次聚集开会，但他们等到9点的时候，正如上面所说的，总理衙门仍旧没有任何反应。在紧张的压力下，部分公使的情绪开始失控，他们大骂中方这是在有意刁难外交官。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到了9点半还没有答复，大部分公使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在使馆里等待。如果没有答复就贸然前往，坐在总理衙门等着大臣们召见有损我们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