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最高指示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前后，人们对上级领导甚至是单位头头的讲话和文件，都毫无例外地称为“指示”。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客气”，有的人主持会议时为了讨好领导，往往就在开场白里加上一句，说现在请某某领导给大家做“指示”。这种“逢场作戏”很快被人模仿并流传开来，“客气”久了如果再“不客气”就是对领导不敬了。这样一来领导讲话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指示”了。习惯了以后不仅重要讲话叫“指示”，就连一些鸡毛蒜皮包括风马牛不相及的闲话也叫“指示”。

领导的话既然是“指示”，那么谁不听领导的话谁就成了“对抗指示”，政治运动常常把小事搞得惊天动地，许多“大事件”就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化而成的。官场跟市场有着同样的规律，有赔的当然就有赚的，有倒霉的当然就有出人头地的，那些“对抗指示”的人没有好果子吃，而那些“拥护指示”和“捍卫指示”的人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这样一来，拍马屁就蔚然成风了，许多人常常哀叹干得好不如拍得好。


官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的兴起，“指示”的作用自然是功不可没，老百姓对能发“指示”的人敢不敬畏吗？这就好像儿子小的时候不敢不听爹的，长大了翅膀硬了就开始瞧不起爹了；我们的官员当初也是群众的“儿子”，特别是战争年代离开了“爹”就寸步难行，那时只有“孝顺”老百姓才能取得胜利；可是当官以后就不需要“爹”了，有些干部靠愚弄和蒙蔽群众来树立威信。这“指示”两个字因为带着几分神秘感，成了包装他们的“面纱”。

由于官僚主义的大行其道，最显眼的就是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滋生：在这种环境中一些本来不错的人也很难“清高”，原来疏远的亲戚和朋友也来套近乎了，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都来找你“办事”，如果你敢铁面无私就把他们得罪了，这就可能化友为敌失掉了“群众基础”，要是碰上有“背景”的还能遭到报复，说不定以后的仕途上还有“暗礁”等着你；反过来，你如果敢给他们“解决困难”的话，上了贼船可能就再也下不来了。腐败其实跟赌博和吸毒差不多，干上了以后就很难“刹车”，不搞个身败名裂决不肯罢休。

腐败发生的根子还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回潮，“四人帮”制造了那么多“牛鬼蛇神”，而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中国人对鬼神从来就是又怕又恨又迷信。“文化大革命”搞得国家实在是太穷了，许多干部想腐败也没法腐败，他们只能“作威”不能“作福”。

我们曾经是一个“指示大国”，为了有别于小干部和大干部的“指示”，把领袖的话和文章叫“最高指示”就再恰当不过了。“最高指示”就是“指示”里的“最高”，如果说这就叫“个人崇拜”的话，那么没有下面的“崇拜官员”，就不会有上面的“崇拜领袖”。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群众基础，这种“疯狂的崇拜”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有了皇权思想的“群众基础”以后，就可以把“最高指示”等同于皇帝的“圣旨”了。他们的本意也许是想千方百计提高领袖的威信，实际上却严重地破坏了领袖的威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不惜变本加厉，把个人崇拜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其实我们的领袖和老百姓永远是心连心的。党中央国务院连办公大楼都不舍得建，毛主席心里时时刻刻装着老百姓，不管是吃的还是住的没有特殊化。他过了一辈子非常简朴的生活，只有跟人民血肉相连才能跟人民同甘共苦。而制造个人迷信的人动机不好，他们就是想让人民领袖脱离人民，让群众在迷信领袖的同时被他们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