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林彪与“四人帮”（1）

“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的有两股势力。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林彪，他曾是开国元勋、威名赫赫的十大元帅之一，我们把以他为首的这股势力称之为“林彪集团”；另一个是江青，虽然没有身居要职却是第一夫人，我们把以她为首的这股势力称之为“四人帮”。这两个人能量很大，江青在前台声嘶力竭地表演，林彪也在“同台表演”积极配合，他们一文一武左右开弓，为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制造了排山倒海之势。

林彪把毛主席语录当成从不离手的“道具”，在公众场所扮演了毛主席的好学生形象，他那张学毛著的著名照片就是江青拍摄的，这是江青和林彪合演的一出“政治双簧戏”。林彪发明的随身带红色毛主席语录本，成了那一代人的“随身看”。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林彪作为“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军队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之后，“林彪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利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做文章。但是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主持会议并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黄永胜在北京值班，没有参加前期会议）有组织、有计划煽风点火等活动。

林彪在经历庐山会议失败后，决心铤而走险，企图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联合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还在上海、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参与搞政变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制定武装政变计划，代号《“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规定了实施的要点、口号、策略等。后来由于毛主席了解到一些可疑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使“联合舰队”谋害毛泽东的计划破产。之后“林彪集团”转而准备实施第二方案，企图南移广州，分裂党和国家。

但这一图谋迅即被党中央察觉。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有异常活动的迹象，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动飞机之事，并命令飞机立即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见南逃已不可能，便强行乘飞机外逃。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时，飞机坠毁。之后，党中央责令林彪集团其他未出逃的主要成员黄、吴、李、邱离职反省，彻底交代问题，林彪集团宣告彻底覆灭。

另外一股势力是“四人帮”集团。“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四个人在“林彪集团”之后又企图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阴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环境和气候，最适宜这些“政治异类”的生长。和封建制度出奸臣的环境一样，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它特殊的环境和气候决定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不可能没有封建制度和礼教的“转基因”。我们现在不断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就是为了改造产生“奸臣”的环境和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