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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不但把国内的关系搞乱了,同样也把国际关系搞乱了。
当时人们在国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上也同样用阶级斗争的观念看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去分析国外的“帝修反”,他们就相当于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也叫“富人都是蝎子心”。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发达”?是因为能剥削别的国家才成了大款,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和“富农”,都是我们势不两立的天生敌人。
那时我们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支柱。苏联比我国建国早,经济发达程度高,而我国是刚刚建立共和国,一穷二白。由于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是邻国,所以在刚建国时苏联从各个方面对我国进行援助,帮助我们建设现代化。苏联“老大哥”在各个领域派出专家前往我国,比如在建筑方面,今天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展览馆都是当时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的,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也是那时的产物。北京一些建筑至今都保持着苏联建筑特有的风格。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与苏联老大哥交好的历史见证。到了“文革”期间,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看问题,这时提出了一个概念——“苏修”。“苏修”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一直保持“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着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老大哥”一下子变成了“苏修”,后来居上成了我们的“首席敌人”,赫鲁晓夫作为“苏修”头目就成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最担心的是在自己队伍里培养“代理人”,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克隆”出“小赫鲁晓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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