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1978年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的结果。在文献上，这场大讨论被称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或“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结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从国史、党史的角度，还是从其他各种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等）的角度看，要讲这一段历史，就必然要了解这场大讨论，就必然要从某一特定角度讲这场大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大讨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场大讨论结束以来的这些年中，已有不少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论著在海内外问世。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这些年来，本人很有兴趣地拜读了不少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论著。这些论著或者记载了这场大讨论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史料，或者对这场大讨论作出了分析评述，提出了学术见解，从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有些论著对这场大讨论的记载和评述，也确实存在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有的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有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恕我不客气地说，也有的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历史老人常常给似乎是不相干的人提供某种机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本人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居然发生了一点联系，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事。

大家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的文章，首先是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都不是偶然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起了带头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亲自创办的。创办这个刊物，是胡耀邦的主意。刊物的名称、性质、宗旨，以至刊期、形式等，都是他设计的。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尽管当时没有主编这个职务名称。为了办这个刊物，就需要找几个人，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由于别人的推荐，我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我记得第一次会议是1977年6月4日，那时，一共四个人，外加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以后，陆续增加了一些人。胡耀邦就把我们这一摊子人称为“理论动态组”，或简单地叫做“动态组”。那时他批转给我们的大量材料上都是这样写的。胡耀邦组建的这个理论动态组，作为中央党校的一个小机构，在组织系统上开始时属校刊编辑室，后来属于理论研究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在胡耀邦直接领导和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由于参加《理论动态》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我们这些人便很自然地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了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胡耀邦曾用“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和写作期望。的确，那些日子是不平常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动和展开的那些不平常日子里，我们曾一起为取得的进展兴奋不已，也曾经对一些逆历史而行的现象表示愤懑，更为突破某一问题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一段经历、一些事情作为历史记载下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一再提示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段历史，有准确全面记载的必要。当我见到那些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文字以后，更使我意识到将这一段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是我们对历史、对后人承担的一项责任。我们无权推托这项历史责任。但是，当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由于各种原因，都已离开，只有我一以贯之地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我觉得自己应当来承担这一责任。于是，我就产生了将自己经历的和知道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写下来的念头，并进而形成确立一个科研项目，通过调查研究，比较全面地写出这段历史的想法。尽管我感到干这样一件事有些力不从心，也不大够格，但历史责任感驱使我丢掉过多的顾虑，并增添了几分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