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

好事多磨。我提出的这个科研项目也经历了一段曲折。我在1987年8月给中央党校校委领导写报告，要求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确立为中央党校的一个科研项目，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专著。这件事终未成行。1991年10月，我再次给中央党校有关领导写报告（校委领导成员已经改变），要求确立这样一个科研项目。中央党校科研部给予明确的支持，认为“此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是史论结合的研究课题”。分管科研的副校长邢贲思批示：“同意科研组织处意见。项目有意义。”经过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总算确立了这样一个科研项目。但是，那时我担任《党校论坛》和《理论动态》两个刊物的主编，整天为两个刊物和行政事务而疲于奔命，难以集中精力从事这个项目的科研。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经历的那些事，在自己的记忆中也有逐渐淡漠之感。如荼往事渐成烟！从而产生了干这件事的紧迫感。于是，在1991年，我再三向领导提出，希望在1992年我60岁时及时退下编辑部主任的领导岗位，以便在我的记忆力和精力尚好的情况下，能有一段时间集中主要精力搞科研，了却这桩多年的心愿（促进领导班子年轻化，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考虑）。1992年8月，下达了免去我编辑部主任职务的通知。从1993年起，我才得以有较多的精力搞这一项科研。1994年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的一年，1995年上半年继续努力，总算搞出了一个东西。顺便说一下，我这个科研课题的名称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出版时，尊重出版社的意见，书名定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我充分地意识到，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这样一项科研，有它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我定的方针是八个字：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在从事这项科研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把“实事”搞清楚。凡是涉及的事，都尽可能地找到依据，并进行调查核对，力求准确全面，如实反映。其二，把事情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和叙述。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们的思想认识甚至用语，都有历史的痕迹，在历史活动中的人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这些，都要尊重历史，力求反映出它的本来面貌和特点。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来有治史的传统。秉笔直书，写信史，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在中国史学传统中，也有糟粕，比如“讳”，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且讳莫如深。所谓讳，用老百姓能懂的话来说，就是隐瞒。还有一个“颂”，就是颂扬，就是歌功颂德。当然，有功有德，历史是应当记载的，加以颂扬也是很自然的。但一味地颂扬，就必然走向反面。在中国史学中，这种例子是不难找的。其实，讳和颂，是密切联系的，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双面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总结”这个课题，无疑是个历史课题。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在这历史的一幕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简单地说，有站在正面的，也有站在对立面的，有起积极推进作用的，也有起阻碍作用甚至很大的阻碍作用的。我努力发扬中国史学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记载和述评，而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以求达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要求。我知道，这样做就要得罪人，很可能会引起非议。但我坚信，历史老人会是公道的。当然，如果仅仅依据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特定时期的表现，就对某一个人作出全面的评价，那也未免太片面了。

在这个课题中所作的回顾，当然有我个人的回忆在内，有些事情，就是采取回忆的方式撰写的。但是，主要的不是我个人的回忆，是大家一起回忆。我访问了当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他们都作了认真的回忆，有的还花时间查找资料，为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况和资料。我向100多位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发函，请他们回忆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回去贯彻的情况。许多同志给我写来了很详细的材料，有的还将当年的学习笔记复印给我，其中，有些同志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他们的热情鼓励、支持和帮助，使我很感动，也很受鼓舞。中央党校图书馆等单位的同志以及其他有关同志、地方党校的同志，都给我许多帮助，有的是主动地给我提供资料。所以，这个回顾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回顾。这个成果，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搞成的，我内心对这些同志充满感激之情。在这里，还应当提一下的是我的夫人王松筠。在这十年中，她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收进本书的一些照片，就凝结了她的劳动。

从1987年开始酝酿，收集资料，到1997年，历经十个寒暑，总算搞出了这样一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认真的学术工作者常说，“十年磨一剑”。人们称道范文澜老先生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我这一本东西说不上是什么剑，但磨了十年，坐了十年冷板凳，倒是真的。这话不是牢骚，而是一点感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都开展了这场讨论，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我这里所回顾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情况。限于自己的水平，总结就更差了。我知道，不少地方已采取不同方式总结记载这一史实。有理由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这类论著问世。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研究中一定有材料的疏漏和不准确，或评说的不恰当，诚恳地欢迎大家指教和帮助！

从我自己来说，今后还要就这个课题继续进行调查，积累资料，如有机会，将补充到这个稿子中去，恳切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

沈宝祥

199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