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

一、“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叫做“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这件事得到全党和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热烈的拥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或者说，分歧很快就显露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面临的形势、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可以说是既很紧迫，又很艰巨。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有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又是思想僵化、迷信盛行。这几方面的情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拨乱反正异常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摧垮“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高潮。在这个斗争中，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坚守的口径是，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要求大家在这样的口径下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是他们固守的不准逾越的界限。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同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此，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经毛泽东同意了的。

但是，人们还迫切地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天安门事件，对1976年4月将广大干部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大家想不通，要求重新作出评价。我们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参与中央的领导。这就要对邓小平重新作出结论。实际上，这两件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或是他亲自提出的。要解决这样两个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就无法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就要冲破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定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口径和框框。矛盾就这样尖锐地发生了。这个矛盾既尖锐又敏感，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态度也不含糊。

早在1976年10月26日，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就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布置：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②以后，他一再重申这些规定。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分管宣传工作，他与华国锋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在汪东兴直接指导下，由李鑫具体负责，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由汪东兴定稿，经华国锋批准，于1977年2月7日在上述两报一刊发表（前一天晚上就广播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时，叫得最响的文章，是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联合的名义发表的所谓“两报一刊”社论，具有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特殊分量。这次，又用这种方式，显得很不寻常，当然也很不新鲜。《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将华国锋的思想和态度，作了规范性的表述。社论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据说，当时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看了这篇社论稿以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社论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