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1)

二、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

邓小平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的重要意见，不但有力地推进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而且将这个斗争逐步引到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大大有助于斗争的深入发展和揭批水平的提高。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过程中，不少干部和群众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逐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同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敢公开地明确地讲这个问题。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则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种动向，紧紧地把着他们的关，守着他们的线。比如，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四人帮”理论家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出现这种情况，是揭批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的。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的理论灵魂，这两篇文章是全面阐述“四人帮”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的代表作。张春桥的文章提出了“全面专政”的反马克思主义口号。姚文元的文章则竭力为“全面专政”找根据。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为打倒、镇压他们所说的“林彪一类”，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制造舆论。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极为恶劣，也是张春桥、姚文元作为所谓理论家的画皮。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理应对这两篇反动文章进行深刻的揭露、剖析和批判。1977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红旗》杂志社的一些人见到这个动向以后，即以《红旗》杂志社名义打报告向当时在党中央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请示：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进行批判。2月4日，汪东兴作了如下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各宣传单位，实际上是压制大家对“四人帮”的批判。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断出现。坚守“两个凡是”和广大干部群众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在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上，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甚至发生“遭遇战”。

1977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大。这次代表大会有它积极的方面。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些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要求。邓小平在十一大致的闭幕词，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很有现实针对性，意义重大。但是，党的十一大的基调是坚持“两个凡是”，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在反倾向的问题上，坚持反右。就在十一大会上，一些代表对华国锋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提法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

十一大以后，一些老革命家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而撰写和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聂荣臻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人民日报》9月5日）、徐向前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9月19日）、张鼎丞的《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人民日报》9月20日）、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人民日报》9月28日）。这些重要文章有针对性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优良党风。聂荣臻在文章中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他还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持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党的工作不要一分为二。不承认困难、缺点、错误、损失，不承认反面经验，那就不是唯物主义，不是辩证法，那就是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徐向前的文章强调要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