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2)

张鼎丞的文章着重阐述了在延安整风中，树立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他特别提到了延安整风中分清是非的标准问题，提出是以客观实践的效果为标准，而不是以自己主观的片面的框框乱套，顺我者是，逆我者非，自己说了算。陈云的文章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他尖锐地批评，由于“四人帮”的影响，还有这样一些领导机关，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毛主席长期倡导的那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以上这些，都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批评，而且，已经提出了实践检验的问题，对大家是很好的启发和教育。胡耀邦也从中得到启发。

在筹备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过程中，胡耀邦对教学人员不止一次地提到聂荣臻的那篇重要文章。1977年9月22日，他在有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参加的教学会议上讲话，在讲到如何搞好教学工作、理论工作时说：“我们的聂老总写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才是真正研究了、传播了毛主席长期培养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一些主要问题，研究主席倡导的作风，又结合当前的实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才真正叫忠于毛泽东思想，也叫真正做理论工作，也是教学工作。”这说明，胡耀邦是认真地读了这些文章并进行了思考的，是从中得到了启发的。

党的十一大以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由中央党校的三位同志撰写的。这篇文章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干部进行诬陷迫害、残酷打击的种种表现，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着重揭露了“四人帮”诬陷迫害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老干部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当时大家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一个重大问题。华国锋在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提到，“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这样讲，分量显然是很不够的，在实践上更是行动缓慢，而且制造借口，设置障碍。特别是对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的问题，他们更是不愿给予解决。他们的借口是，这是中央定的案、毛主席定的案，抬出了“两个凡是”。实际上，许多老干部的错案，是他们参与或经手定的。胡耀邦组织的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特别是受迫害的干部的心里话，也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汪东兴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认为这是一篇错误文章，并说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他以威胁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表现得很尖锐。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看待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特别是如何看待刚刚兴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看待农村集市贸易、自留地，如何看待利润、价值规律问题，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想认识和对立观点。也就是说，有一系列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需要澄清。

“两个凡是”由华国锋、汪东兴等作为一个战略方针而提出，但这绝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潮。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两个凡是”也是个人迷信的产物。由于个人迷信盛行多年，确实存在把领袖人物神化的问题。经过十年内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党，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经过了一场浩劫。尽管这样，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过程中，许多人宁愿把这一切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不愿意也不希望说毛泽东有错误。对于那些善良的人们来说，这既是思想认识问题，更是感情问题。这是“两个凡是”所以得到不少人同情和支持的社会历史原因。

还有一些人是心有余悸。在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布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这个文件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都应当依法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