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3)

这个《公安六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最充分的实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恭不敬行为，任何不同意见（或被认定是这样），都可能被认为是对伟大领袖的诬蔑攻击，都可能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而遭到最严厉的惩处。这样的实例不少。因此，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处处备加小心，唯恐有疏。再看看“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口气都是很硬的。再加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有所谓诬蔑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而遭惩处的实例，人们心有余悸，这是很自然的。

由于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个人迷信盛行，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了至高无上的神，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也有错误，这就使拨乱反正十分复杂和艰难。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对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说，不存在思想障碍，而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当时形势下，提出这个问题，指出毛泽东有错误，人们的思想感情就接受不了，感到困惑，甚至痛苦，再加上“两个凡是”的枷锁，更使人们疑虑重重。因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很迫切，又不能不是一个渐进的艰难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是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歪曲和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有些文件是毛泽东圈阅同意了的，有些文章是他审阅同意的，就不点名地加以批判。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话，有些事，虽然是毛泽东同意干的，也讲过的，但林彪、“四人帮”也讲过，就挂在林彪、“四人帮”的账上。一个时期中，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推进拨乱反正的。但是，再前进一步就难办了。有些理论观点，有些话，确实是毛泽东的，不可能作其他解释。比如，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能不能成立？“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等等，这样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不搞清楚是不行的，在内部悄悄地讲也不可能，回避更不应当。这就是说，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正面触及毛泽东的错误，必须公开地严肃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以及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从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上反对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而且，他把“准确”二字放在前面，也是很有讲究的。这就明确提示人们，当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时，是排除了不准确和错误的观点的（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把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加以区别）。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毛泽东也犯错误，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要求更加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要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就要从理论上肯定领袖人物也可能犯错误，要有一个检验思想理论的科学标准。在当时来说，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思想武器，彻底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得到彻底的解放。

前面已经讲到，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准确、完整”的提法，对于那种对毛泽东思想搞片言只语，甚至对其曲解、篡改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径，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但“准确、完整”这个提法并未正面触及理论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且，人们还可以从自己的某种需要出发，对“准确、完整”作出自己的解释。所以，在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并未对这个提法提出异议，更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相反，他们还接过了这个提法，纳入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体系。这种情况典型地体现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这个报告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全面肯定并复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报告说，毛泽东“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要求全党“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⑧这样，他们把就“完整、准确”统一、融合到了“两个凡是”之中了。很明显，形势的发展，拨乱反正的发展，都要求从“准确、完整”继续前进，也就是我在前面说的，要有一个检验思想和理论是否正确的科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