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4)

应当说，“两个凡是”本身也就是一种标准。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语录标准、“最高指示”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直接继续。当然，这种判断思想、理论、路线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错误的、违背理论本性的，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但在当时又是很有影响力的、大家所习惯了的。

中国的政治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提出实践标准已经成了迫切的需要。实际上，实践标准也已经呼之欲出。

在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有些人已经很自然地提出了实践标准。1976年10月16日，以吴德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北京市委，派人到北京大学传达市委《关于当前运动的意见》（即《六条》）。这个文件开头就讲：“向广大群众讲清楚，清华、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几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两校的广大干部、宣传队员和师生员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全市学校的斗批改、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很明显，这个《六条》的基本精神，是维护“文化大革命”中搞的一套，阻挠压制师生揭批林彪、“四人帮”，阻挠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而遭到北大师生的反对。中共北京市委制定的那个《六条》，是“两个凡是”的一个标本。师生们要推倒这个《六条》，就必须在理论上驳倒它，驳倒他们打的“毛主席抓的点”这个旗号。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在1977年10月，北大青年教师王贵秀等人写的一张《评市委〈六条〉》的大字报，实现了突破。这张大字报指出：“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⑨当时，从本本上是不可能找到批驳这个被称为《六条》的错误文件的根据的，只能求助于实践，只能用实践标准。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单位，师生们拿起实践标准这个武器，进行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反对当时北京市委的错误文件，反对“两个凡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从“准确、完整”到明确提出“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刊物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时，胡耀邦明确提出，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以后，有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提法，更准确了，而含义是一样的。把被颠倒了的一系列是非再颠倒过来，就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而明确地认识和提出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过程。

开始时，我们的认识是，这是一个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的问题。《理论动态》第3期（1977年7月25日）的编者按语就是这样说的。这一期重印了列宁1916年11月30日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理论动态》在按语中强调：“我们应当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准确地理解它的每一个原理，绝不可忘记原理之间的联系。”编者按批评了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个别原理孤立起来加以运用的错误态度和错误方法。当时，读者对这一期《理论动态》很赞赏。《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一期的内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

随着问题的展开和深入，就自然地提出了实践标准。《理论动态》的文章也逐渐地有了这方面的内容。《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这是理论动态组同志撰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一些人的错误的是非标准：“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但用语还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