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5)

一些学员还提出，写党史应从事实出发，体现两条路线斗争，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剪接。

另有一些学员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比如，这个文件在讲到第九次路线斗争时，没有再写“叛徒、内奸、工贼”。对此，有好几个小组尖锐提出，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是原则问题。有的学员提出，天安门事件目前还是要按华主席（十届）三中全会讲话的精神写。有的学员提出，要以九大、十大、十一次大会的文件为依据。有的学员认为，文件中有些提法过分，如说党的优良传统彻底破坏了。还有的学员说，中央不讲话，我们没法讲。

以上材料是从当时下班教员汇报情况的记录中摘取的（记录很简略）。此外，有一位当时参加学习讨论的高级干部给我写来回忆材料，说他们在学习讨论中，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路线是非问题。他说，我记得的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应怎样估计我党的基本情况，我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哪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等。据这位同志回忆，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1本书第十二章将提供更多情况。

上面列举的材料很不全，但据此已可看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即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当时，从全党和全国总的情况看，个人迷信还没有打破，思想还处在很僵化的状态，而中央党校的空气确实比较活跃，不少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充分肯定、大加宣扬的事提出了疑问，有些人则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疑问。他们不是根据文件，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实践的结果出发，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他们已初步地摆脱了“两个凡是”，掌握了实践标准。中央党校在撰写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提要这个文件中，根据胡耀邦提出的要求，将实践标准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并在全体学员中进行讨论，这确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中央党校的这八百名学员，都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战线的骨干，是从全党范围抽调来的。他们的讨论意义非同一般。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酝酿，也可以说是前奏，其积极意义应当充分肯定。这里仅指出两点。

其一，通过讨论，中央党校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实践标准，推动了思想解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结业的三位校友来信说，在党史学习中讨论了对“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认识，尽管那次讨论还未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对他们思想解放推动极大。有的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倒三七开，有的人开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否正确。当时中央党校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些学习，为后来认识真理标准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另一方面，学员这种思想认识的提高，必然对他们的工作实践起指导作用。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以后，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他能把胡福明论实践标准的文稿作特殊处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二，这次学员的讨论也反映出，大家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暴露出不少糊涂观念。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思考问题，并决定以实践标准为主题，撰写论文，最终导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形成和发表。

1994年1月7日初稿

1995年4月6日定稿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

②《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页。

③　同上，第407～408页；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④　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8页。

⑤⑥⑦同①第42页、第38页、第42～43页。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52页。

⑨于光远、胡绩伟等《猛醒的时刻》（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86页。

!0《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100页。

!1!2见学员回忆材料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