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

一、《实》文的撰写和修改

第一章第二节中讲到，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初，有三个人互不联系地在撰写同一主题的三篇文章。

一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他从1977年8月起，在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据《光明日报》1979年3月21日刊登的采访胡福明的报道说，胡文从1977年8月开始撰写，10月完成，即寄送《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编辑同志们认为此文尚不成熟，对此稿作了多次修改，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直到1978年4月，他们还在进行修改，还觉得存在明显的不足。

另一位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他从1978年2、3月起，依据中央党校起草研究党史的文件及在学员中进行讨论暴露出来的问题，按照吴江的布置，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约在1978年4月，孙写出了一个初稿，吴江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后，认为不成熟，需要修改加工。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针对读者提出的问题，撰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此文大概是1978年4月开始撰写。邢贲思原拟用《问题与答复》为题，因为这篇文章是答复问题。《人民日报》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题目不鲜明，最后，还是用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题目。

对于《实》文的撰写、修改和定稿过程，有关的人士都在自己的论著中作了说明，但在几个关节点上说法很不一致。为便于大家研究判断，我将他们的说法分别作客观介绍，然后指出问题的焦点。同时，也将我掌握的情况作一介绍，对有些问题作出我自己的判断。当然，读者完全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首先要说明的是，从《理论动态》来说，当时并不很重视文章的作者。在很长时期中，理论动态组自己撰写的文稿，在刊出时不署名。那时，思想上没有著作权的概念，更没有著作权法，甚至连稿酬也没有。用当时流行的用语来说，大家就是为了干革命，没有什么名、利、权的考虑。因此，对于《实》文的作者问题，理论动态组也没有很认真地考虑，更没有在会议上讨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时隔二十来年，又不是每人手头都有原始资料，自然出现说法的不一致（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我不得不以较大的篇幅来叙述这个问题。

下面我就来分别介绍有关的说法。

（一）胡福明讲的情况

197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行端写的对胡福明的专访稿。这篇专访稿详细记述了有关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情况。现将此文详细摘录如下：

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

这年的十一月初，有关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的形势。胡福明在发言中愤怒地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话没有讲完，有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便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动了，他说：“我讲的是事实，不信的话，请你到南大来辩论！”有人打圆场说，双方各自讲各自的吧！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时隔不久，在一次哲学系师生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胡福明和其他一些教师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提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讲话一结束，就有人当面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这是批判到谁头上来了？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胡福明又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造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恶果。话音刚落，又有同志批驳说，批判“唯生产力论”，这是在党内一次大会的历史性文件上记载了的，谁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谁就是为修正主义观点辩护。

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南京大学哲学系是个政治空气活跃的地方，教师们的思想比较解放。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摆出了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譬如，有的同志主张在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却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有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改。大家说，林彪、“四人帮”把制造迷信当作搞阴谋的手段，利用片言只语给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镀上一层金色。如果我们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