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文的撰写和修改(2)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作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一九七七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锐利的哲学武器。

（文章发表后）文章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给它扣上了“荒谬”“砍旗”等帽子。有些同志则观望、怀疑。斗争的尖锐化，也使胡福明深思：为什么这样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普通常识的文章，竟会有人反对，会有人迟疑不决，不敢表态？他认为，就绝大多数同志来说，这是认识问题，是被林彪、“四人帮”的蒙昧主义、封建专制主义迷住了双眼的结果。

这篇专访说，胡福明是在揭批“四人帮”中，遇到有些人对一些“马克思主义普通常识”持反对、迟疑不决的态度，他就这些问题与同事们议论，自己阅读有关哲学著作，终于明确了实践标准，决定撰写文章。这篇专访稿离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时间较近，所讲情况，应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

记者写的这篇专访稿中，有这样一句：“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这似乎是讲胡福明当时的感慨，是指1977年5、6月以前的情况。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那时候还不可能有这么明确的语言。因为“拨乱反正”这个提法，是稍后的事。1977年5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在当时，这是属于最高的认识了。那时，还没有“拨乱反正”的语言。我记得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们才听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提法。我们的消息算是比灵通的。我查阅文献，《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最早出现“拨乱反正”的提法，是在1979年9月19日。

过了17年以后，即1996年，胡福明自己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记述当年他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的情况，全文有33000字，发表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杂志第1、2月号和3、4月号。限于篇幅，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如下：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写成初稿，已是7月底了。经三次修改后，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王强华。

这篇文章，是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我于1977年夏天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我于1977年6月间抓住了阻挠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第二，我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批判“两个凡是”；第三，我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证实、修改自己的某些观点作典范，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以此批判、否定“两个凡是”；第四，我阐明一切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才成为真理，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第五，我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抓住这个问题，于1977年6月到8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并于同年9月及时寄给《光明日报》；第六，我力图通过这篇文章，把实践标准作为人民群众参加拨乱反正的理论武器。时间，是个严肃的问题，写新闻首先写明时间、事件是何时发生的。国际上评诺贝尔奖，也要审查某项发现或发明的时间，何时何人首先取得某项发现或发明。把时间搞错了，把时间抹掉了，历史就弄不清了，不应模糊“时间”。

文章寄出后四个月没有消息。1978年1月14日，王强华给我一信。随信寄来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小样。他信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你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我认真地、反复地研究了文章，自认坚持马列主义，没有错误，没有片面性，不会产生副作用。我对文章修改得很少。在2月、3月、4月，强华都给我寄文章的小样，让我修改，然后寄去。我都照办了。这几次修改，改动不大。

3月13日，王强华又给我一信。他说，“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原想等您来京时面商，可老等也不见您来，只好再把小样寄给您，请抓紧补充，以便早日刊出！”于是，我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大段话。但是，在《光明日报》4月2日的大样上，还是删掉了最尖锐的几句话：“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以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