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文的撰写和修改(4)

在文章修改的问题上，我还要作三点说明：

第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了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圈去，仍恢复原先的题目。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看到，文章题目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化，而从文章的内容看，自始至终坚持检验真理只有一个实践标准。杨西光在题目上点明了这点。

第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

第三，在我修改文章的过程中还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等提的意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能够发表，能起重大反响，《光明日报》哲学组、理论部的重要作用不可抹杀。今天看，发表这篇文章，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是1977年，多年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盛行，“两个凡是”统治，许多同志心有余悸，不少人还模模糊糊，这个问题还未考虑。而《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已经意识到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尖锐性，敢于支持，抓住不放，力求发表，做了大量工作。这种胆识，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杨西光在发表这篇文章上面，起了巨大作用。理论部把文章的清样送给他审阅，他没有否定，没有简单地同意发表，而是大做文章，决定把它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为此，他组织了修改，与中央党校联系，向胡耀邦请示，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合作，研究发表文章的计划，亲自推敲修改文章。这一切都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杨西光的政治眼光是很敏锐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以很大的勇气、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担当这项任务。

胡耀邦在这篇文章的发表上，起了关键作用。他十分重视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他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创办了《理论动态》，并亲自审阅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他于1978年初首先提出，要使高级干部根据实践研究“文化大革命”，并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撰写真理标准的文章。他挑选杨西光去《光明日报》工作，端正《光明日报》的方向，他亲自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准先由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继而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没有胡耀邦的审阅批准，这篇文章可能胎死腹中。

胡福明这篇长文中，涉及问题很多，我仅就四个问题作点辨析。

（一）特约评论员。胡福明在文中说，杨西光曾对他说，“现在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胡福明认为，“聘请《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应该是总编辑杨西光职权范围内的事”。杨西光与胡福明究竟是怎样谈的，这是他们二人的事，别人无法知道。但据我的判断，杨西光聘请胡福明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在本书前面已经讲了，“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是胡耀邦想出来的。当时，只有胡耀邦指导的中组部《组工通讯》，和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这两个内部刊物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人民日报》最早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在1978年2月19日，题目是《老干部的光荣责任》。3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将《理论动态》的文章署名“特约评论员”发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到1978年5月，《人民日报》总共才发表了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当时，以某一个人（包括我们理论动态组的人）的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不可能（说白一点，是不敢）转发转载这样一篇纯粹是个人写的文章。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才逐渐推开，不少报刊都发表“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直到1985年，《光明日报》才想进一步使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1985年4月3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沈宝祥”。这也是仅有的一次。据说，邵华泽还将此事写进了新闻史。杨西光对胡福明究竟是怎么讲的，我不知道。但杨西光为此事与中央党校多次联系，又写信、又口头谈，他坚持这篇文章要胡耀邦审阅，要先在《理论动态》发表，然后《光明日报》才能作为“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公开发表。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在有关章节作了详细阐述，此处不赘述了。

（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是否写了论实践标准的文章。胡福明的文章说：“可以肯定，当时中央党校还没有写成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如果已写出真理标准的文章，就会立即送胡耀邦审阅，既然是胡耀邦出的题目，耀邦同志当然会立即定稿，并在《理论动态》发表，但是没有?生这事。理论研究室写好了文章既不送耀邦同志审阅，又不发表，而要等一篇事先并不知道的、外来的真理标准的文章，再把两篇文章合起来，然后发表，这种事是没有的。”我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已经讲了，中央党校自己的教学过程中，首先由胡耀邦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由吴江具体负责起草供学员学习讨论的指导文件，经胡耀邦审定后，将这个文件发给八百学员学习讨论，在学员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吴江决定撰写文章，并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题目，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承担撰写任务。孙长江写出了文章的初稿，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都告诉我，他们看过这个初稿。对于初稿来说，当然可以说“还没有写成”，还要修改加工提高，从最后定稿来说，《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同样是“还没有写成”的文章。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来说，《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是一种巧合。以当时理论动态组的情况来说，有胡耀邦的指导，有吴江的具体领导，只要是自己确定要写的文章，包括《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样的文章，定能写出来，根本不会“等一篇事先并不知道的、外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