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4)

这些话，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的尖锐而深刻的驳斥。

周扬在阐明了坚持实践标准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一致性后，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有些人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办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又不肯认错，不肯按照实际情况来改正错误。实践和他们的主观意见相违反，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主观意见，却硬要反对实践这个客观标准。

关于科学不应当有禁区的问题，周扬说：

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那就是否定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所以必须反对科学禁区。不粉碎“四人帮”人为设置的禁区，我们就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就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我们就应把它当做一个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根据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经验，从各方面来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是不应当设置禁区的。”“政治也好，学术也好，都需要民主。学术特别需要有民主空气，需要有自由讨论的空气。要反对对学术问题采取粗暴态度，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考虑到科学艺术的特点和特殊规律，坚决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周扬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和性质，指出这“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这一论断取得大家的认同，以后，在讨论中，大家都这样讲。高级领导干部的表态讲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这个理论讨论会，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以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讨论会。这个理论讨论会的规模大、规格高，讨论的水平也高，因此，这个讨论会的影响也大，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7月30日报道了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地方上的不少同志将7月开的这个会议称之为“北京会议”。一些省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回去后，是向省委领导直接汇报的。福建省参加会议的三位同志回去后，于８月间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参加者除常委外，还有各部、委、办负责人。9月2日，省委书记廖志高就在省委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大家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浙江省参加会议的两人回去后，也是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省委研究决定，立即筹备召开全省理论讨论会。这两位同志还向8月间召开的全省政治理论教员备课会作了传达，要求依据北京会议的精神，修改和编写政治理论课教材。他们还到十多个单位作了传达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了三百多人参加的理论宣传干部会传达这个会议的精神。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是各地普遍都这么重视、这么做的。

在首都，还有两个座谈会，也需要在这里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