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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帝时,太后窦氏喜欢老子的学说。从皇帝到所有的窦家子弟。都必须要读老子的言论,尊崇他的学术主张。道家学者黄生,和儒家学者辕固生,曾经在皇帝面帝前相互讥讽对方的学说。太后知道后非常愤怒,把辕固生放到圈养野猪的地方让他去杀野猪,想用这个办法杀掉他。正是因为道家有当权者的提倡和保护,所以儒教不能与他们抗衡。
    
    景帝时,法学家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权力驾驭在九卿之上,国家的法令大多由他来更改和修订。汉武帝即位后,重用桑弘羊等,想学习李悝和商鞅的变法政策来治理天下,所以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并与道家学说形成水火之势。正是因为这样在西汉初期,墨学家,道学家,法学家,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各具有相当势力,儒学还不能统一学术界。
    
    三、汉武帝独尊儒术背后的手腕
    
    儒教得到明确的肯定是在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在讨论当时的天下形势时说:“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历史使命就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武帝即位后,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即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武帝就亲自在殿廷考试录用德才兼备能尽力规劝的人。
    
    广川的董仲舒对武帝提出的国家问题给予答复,提出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考察人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经过六艺考察的人不得录用。武帝听从了他的对策,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一时之间儒教马上就要兴盛了。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并迫令他们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也被免职让他们反省。申公用年龄老迈为借口,火速溜回了老家。治理明堂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
    
    这样的情况直到建元六年才有了变化,这一年窦太后亡故了,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朝廷的人事上再次出现变化。田蚡当上了宰相,而董仲舒也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武帝接纳了这一言论,开始让每个郡推举一个孝廉,从此之后,兴建儒教学校,设置博士一官,设立明经射的考试制度,公孙弘沾这个制度的了光,从平头百姓做到封侯拜相,这个时候儒学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其它的学术了。而后两千年来儒学做为国教的局面也在大致形成了。
    
    四、儒学的进化规律
    
    儒学内部的派别竞争,符合学术进化的规律,在外的学术竞争没有了,就转而形成了内部的竞争。这跟政治有关,跟学术特点也有关。
    
    韩非子的?显学篇》曾经说过:自从孔子死后,儒家内部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墨家分化为三个支系。
    
    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为子张之儒。子张不仅出身低微,而且还是进过监狱的,只是师从孔子之后,才改邪归正,终成为儒林中的名士。《论语》中记载他向孔子学干禄,问从政,似乎心思也不在学术本身,故而身后也没有什么著作传世。子游、曾参也批评他“未仁”,“难与辨为仁”,似乎其思想品质、精神境界并不高。以至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大骂子张是“贱儒”。可见在儒家系统中,子张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子张的后学显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学派,他的崛起一方面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立场的极左翼,其思想见解与行为方式与墨家极为相似。另一方面,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子张一派在孔门之中原本没有思想贡献和学术见解可言,但正是这一特征使他们在孔子之后在对儒家精神的阐释时便相对少有束缚,而作出一些更合乎现实需要的解释。因此,在严谨如韩非者看来,子张氏的那些解释虽然号称真孔子,虽然赢得人们的喝采,但实在说来背离孔子不知有多远。这既是子张一派在孔子之后不断坐大的根本原因,也是荀子骂他们为不修边幅不守规矩之贱儒的实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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