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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皇帝的眼里,那些洋夷是一批冒险家、野心家、流氓,是在自己国家混不下去的无赖、骗子、恶棍,所以他们才远离国土,远离祖宗,他们是不孝子孙。堂堂中国人,和这些人打交道,不啻是奇耻大辱;让他们在我大清招摇过市,岂不坏我大清风俗?
其实,世界的发展,是不以中国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如洪水猛兽,要冲破一切束缚,使得贸易无所不在,它们的商品必然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闭关自守既闭不住也守不了,有贸易,就有争端,有争端就要解决,或谈判,或战争,两者必选其一。
其实,所谓的近代国际法,并不繁难。但是,中国的官员或皇帝却不肯坐下来认真地研读一下。因为他们不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他们害怕这种平等会撼动自己的中心地位,都平起平坐了,那天朝的国威,大清皇帝的威严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必须把门紧紧地关起来,不仅要防止西方的所谓商品尤其是那些鸦片涌进来,更要防止西方那些大逆不道的有关平等的可怕理念涌进来,不能让它们扰乱了我们的秩序。
于是,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仅仅过去15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过去,我们总是一分为二地把帝国主义和它的人民区分开来,不好的是政府,好的是人民。然而,当时的英国却不是这样,当英国政府对中国开战的决策被英国下议院否决后,那位信奉"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和不变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呼吁全国公决。1857年4月,全民公决的结果,支持帕麦斯顿,对中国开战。于是,这场战争便不仅仅是英国统治者在向中国开战,而是英国的人民在向中国开战了。
当我知道这一细节的时候,我的心灵不能不受到一次重创,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侵袭着我,中国究竟怎么了,让英国的人民如此愤怒?是他们受了统治者的欺骗,还是他们的本性就是好战?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事件,一个是法国的"马赖神甫事件",一个是英国的"亚罗号事件",这两个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马赖神甫事件"是因为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内地传教,而被中国官员处死的事件;"亚罗号事件"是一艘中国商船悬挂英国国旗,被中国视为海盗船只而被扣留的事件。按理说,任何国际争端,都有各自的原因,都有文化背景的因素,都有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不同理解,这两个事件完全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和平解决,根本构不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英法自恃自己的武力,有了借口,便炮火说话。
但是,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就恰恰表现在这里,他们不能审时度势,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对内不能动员全国人民打一场殊死的正义战争,捍卫自己所要捍卫的一切。对外不能利用外交优势和国际法的原则,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而使自己站到了一个处处被动挨打的屈辱地位。或者,既然已经委曲求全,签下条约,就要认真加以履行,然后卧薪尝胆,改革自新,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腰板硬起来。但是,我们的大清却不是这样,每次挨打,都不情愿地签下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对不平等的条约又不甘心认真履行,只做权宜之计,不是拖延就是拒不实施,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以小嫌酿大衅",于是人家便又拿出条约有理有据地对我们进行指责、抗议,三番五次之后,便又是一番武力,结果便又陷入更大的屈辱。循环往复,以致打人者总是理直气壮,挨打者总是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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