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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长期在象牙之塔里,但朱自清诗人般的敏锐感受并未完全钝化,他也意识到了可能的时代之波,并努力尝试去适应。于是晚年朱自清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读书,1948年前,在朱自清的书单上除了经典旧籍,就是同辈学者的研究著述,可1948年1月朱自清开始读《大众哲学》,月底便读完了,并在日记中评价道:"甚有说服力";7月份又读一本名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的通俗读物,称赞"它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这位向来以诗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称的新文学家,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有才的变迁》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情景,称赞赵的小说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这时候朱氏的写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开始讨论"朗诵诗"和"标语口号"这些原本在学者教授视野之外的东西。他强调以"政治性"和"群众性"见长的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一边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是非理性的起哄,但又说:"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
朱自清晚年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毕竟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显得特别醒目了。那些热烈赞颂朱自清"转变"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热情扭秧歌的意象:冯锺芸回忆,"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柏生回忆,"特别使人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四八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情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格,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十分喜爱,热情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受到感动。" ()①"朱自清拥抱秧歌表示他要和旧的生活彻底决裂",显然这就是所有回忆者要告诉我们的。应该说,因为秧歌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和图腾,而且朱自清本人对其符号意义肯定不会一无所知,所以这种解读自有其道理。但查阅朱氏日记,我们却看到了意外的文字:1948年元旦,朱自清写道:"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深有感慨。"4月8日又记,"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朱自清?"感到不安"的朱自清和"扭秧歌"的朱自清当然还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珍视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对那种集体的威压怎么可能不"感到不安"?那么他为什么不当面拒绝?除了此时的朱自清多少带有一点民粹倾向,对原本是民间文艺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应更多地从其性格特点上去分析。朱自清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待人随和,不愿拂人面子,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早年日记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是"下流坏"。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给拟好了,朱自清不高兴,但几乎每次还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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