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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局的一天天变化,梁启超、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一个为他们所全然陌生的社会将不可抗拒地降临,他们在其中会居于何种位置呢?不幸的是,1927年,又发生了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被处死的事件。梁启超家书中提到了两个学者,其实湖北籍学者王葆心的死是误传,他死于1944年,但包括王葆心在内的不少学者在那个时代曾遭受折辱,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所以才会有这种王葆心被难的误传。梁启超家书中还遗漏了一个人,1927年,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缉"著名学阀"的呈文中,名列第一,其家产也被浙江军政府籍没。以章太炎的声望和地位,这显然是更加轰传士林更加刺激人心的事件。过去人们讨论类似事件对王国维的影响的时候,因为叶德辉其人名誉向来不好,用梁启超的话说,"有自取之道",而王国维因为没有劣迹,所以本来应该没有恐惧的理由。但如果能对那一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了较深的体察,在叶德辉、章太炎等学者的遭际之下,王国维的"物伤其类"之情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落脚点。从叶德辉、章太炎等事件中,王国维是否以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不仅为自己所陌生,而且带有某种反文化的性质?
导致王国维最终决定自沉的原因颇多,如蔡仲德先生所说,生活不幸、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都可能是细故之一,和清室的精神维系也不容否认。说到他和清室的关系,仔细体味王国维诗词,他之所以从情感上倾向于清室,毋宁说更多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和关怀,因为袁世凯从清室中取得政权的手段不正,复由于北京政变推翻优待条件,王国维都认为这是对"弱小者"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这些林林总总,都不应该是最致命的。套用蔡仲德先生的句式,我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结论是,"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唯有"忧惧社会变革"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其实,这种"忧惧社会变革说"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如果取"文化"的广义,从本质上讲,它和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叶嘉莹教授的"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并无区别。
"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性格忧郁而又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之时选择了自沉,这总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许这有些比拟不伦,但我却禁不住总要这么想,想起茨威格夫妇自杀前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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