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节：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1)

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

正当中国发生五四运动的1919年，马克斯·韦伯为慕尼黑的青年学子做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著名讲演。在这次名之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韦伯指出，经过数千年科学进步的历程，以理智化为特征的新的时代业已来到，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拥有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①韦伯把这一现象称作"为世界除魅"，据说这句话出自席勒的诗句。尽管韦伯是从科学进步而不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世界已被除魅的问题，他的关于除魅社会的命运的论述依然分毫不爽地符合我们现实的感知：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惟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②

既然世界已被除魅，同样两脚站立在地球上的知识分子也被除魅。韦伯注意到了这一背景，因此他特别指出，在不需要先知的岁月里，知识分子不要妄图去充当先知。"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③知识分子既不是先知，也不同于政治家，并不以炫耀信仰和煽动群体激情为职责，那么，在世界已被除魅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知识分子的职责？韦伯的这篇讲演试图回答的正是这样的问题。距离韦伯发表那一场著名的讲演已经80余年过去了，社会已经不是依靠科学的进步而是依靠信息的进步完成性质的转变，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并非是来自时代的理性化和理智化特质，而是来自民主社会对等级制的质疑，但是韦伯所先提的问题反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们当下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不但难以确定自身的职责，更遭到社会大众的非难，以致于有很多人开始怀疑究竟是否存在着知识分子这一阶级。如众所知，"知识分子的地位是通过判断等级制来确立的。存在着论点好坏之分，作品优秀平庸之别，而知识分子的地位就取决于这类判断。" ()①但建立在平等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主社会天然地就仇视等级制，这样，不但知识分子的职责经常被公众代言人以各种方式吹毛求疵，知识分子的阶级尊严更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这是民主社会加诸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新"魅"。

所谓民主社会，也就是以最低层次（同时也是最大多数）的共同标准作为社会价值的基本准则的一种社会形态。民主的理想，实际上为着满足最低层次者的政治需要而树立的。由于在任何一种社会，杰出人士都是少数，民主的倡导者便宣称只有代表大多数才是正义。这是一种极为隐蔽的戕贼真理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上绝大多数真理都是只能为少数先知先觉者掌握，大众由于智力平庸、思维训练不足而不能保持清明的头脑，往往只能通过直觉下判断，代表大多数事实上也就是代表谬误。但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者却因为对所谓第四阶级的同情而产生原罪意识。他们在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多数即正义的神话，认为知识分子是被人民大众所养活的，是寄生阶级。在著名的"皮毛论"的影响下，他们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原罪感，一旦他们获得"代表人民"的许可，他们便全身心沉浸在道德的兴奋感当中。这部分人不曾意识到，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知识分子。须知在知识分子的一切品行当中，独立人格是最基本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把忠君爱国当作他们的行为准则，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在君主面前自称"奴才"，或者较为文雅的说法"臣"，一旦没有了主子，他们就如丧考妣，不知所措。这种奴性传统在民主时代就以民众代言人的姿态改头换面，重新登场。似乎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不为民众的利益说话，其道德就是有缺陷的。然而实际上，在民主社会，民众一直蓄积着对于知识分子的怨恨。叔本华这样沉痛地概括知识精英的宿命："一个试图凭藉其才华和精明跻身于社会名流之列的人，必定是个未经世故的人。这种品性极容易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忌恨与不满，而他们又不得不隐瞒甚至不承认自己愤恨的真正原因，这实在让人不堪忍受。" ()①社会大众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既是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媚颜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