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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是民主思潮的胜利。在文言文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精英只要对天命负责,而白话文成为僭主后,民众的意欲是社会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谓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当家作主,而公民和中产阶级(bourgeois)同义,公民当家作主,是与贵族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是作为知识人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观念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政权从来都对所有知识精英开放,只有有知与无知的对立,没有世袭特权与永被奴役的对立,中国的民,不是和贵族对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识精英对立的愚民。白话文运动让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既然他们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表那些愚昧的见解,并将之定义为真理,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欲选择迎合他们低级趣味的观点,而对真正优秀的思想说三道四,甚至往往对优秀的人物杀之而后快。白话文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无知大众当家作主,这就好比把一个重病人交给跳大神的神汉去治疗,安得不受其害!
几十年后,一位美国青年(这位青年美国学生名叫J·B·格里德,他在1955年于哈佛大学第一次见到胡适,当时他只是为胡适温文尔雅的风度所吸引,但不久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那场让文史哲学界名流倾国参与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思想战线上的极为严重的斗争" ()①让他立刻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刮目相看,并把胡适研究最终确定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终于认识到了白话文运动的本质及后果,他这样写道:
但是正如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中国的古文不仅是由许多世纪的传统和很多人对其文学特质的真诚崇敬所维持着的,而且也是由一些重要的社会原因所维持着的。深入学习复杂的古汉语是艰巨的,也是令人痛苦的缓慢的。对于古汉语本身,它的语法规则,以及由古文写成的文献的掌握,可能会占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过去的中国,报酬与成本是相当的,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识文断字能给极少数拥有闲暇和从事文化学习才能的人带来文盲大众所无法染指的高贵社会地位和取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因而,这种书面语言,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维护了传统中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甚至在旧的政治制度于1911年崩溃之后,古文言的遗存不仅确保了传统文化的存留,而且保证了传统社会态度的永久延续性。所以,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而反对文言之僵死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的文学革命的拥护者,所抛弃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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