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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早先的林纾还是后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对于文言文的维护和对于白话文的抨击都集中在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因此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就变成文言和白话孰更适宜文学表达的问题,这样文不对题当然不可能赢得论战的胜利。胡适们的倡导白话文,其实何尝有改革文学的志向?他们所希冀的,是知识精英都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这样,人民大众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精英的优秀思想,从而上升到和知识精英一样的层次。然而,这只能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天国梦想。
没有任何实例能够支持大众可以被启蒙的见解。就算少数才智卓绝的人士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数平庸之辈在面对优秀的思想时显得冥顽不灵地固执。文言文是一种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大量的知识阅读才能掌握的语言,这样,操文言者与操白话者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文言文为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划清了界限。本来,由于文言文这个堡垒的存在,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根本没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话文运动却拆除了这个堡垒,使得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处在同一屋檐下。叔本华指出:"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 ()①正是这样。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好像是一次聚会的召集者,知识精英只能为了迎合无知大众而扭曲、萎缩自己。陈独秀和胡适到晚年都认识到了这个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是白话文运动种下的恶因。
胡适们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们并不知道,语言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由于用文言文作为统治阶级的专用语言,这样中国社会就保证了社会的主流话语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不但是一种语言类型的胜利,更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无知大众胜利的同时,知识精英被赶出了本由自己统治的语言圣殿。如果说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记忆,知识精英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独立的阶级存在。从白话文运动胜利的那一刻开始,知识分子就只能作为依附阶级而存在。而对于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是社会的唯一的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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