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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忽然变成了显学,传统文化忽然遭到学问家们的竭力鼓吹,与此同时,学问家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1994年7月创刊的《中华诗词》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出自硕学鸿儒之手,发表后被多家全国性媒体全文转载,在海内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矫枉过正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出于为传统文化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而产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怨念,这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寅》、《学衡》派的流风余响,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因此这种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畴,也就不可能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它向当时青年心中注入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将具有永远不能磨灭的价值,个性解放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向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发起挑战。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救亡的呼声淹没了启蒙的呐喊,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成为主流。晚年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之时,喟叹五四运动没有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当时青年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从而使得启蒙的效用大大削减了。 ()①后来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适此说为然。一般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治势力的问题。我也不能赞同胡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反对的理由与衮衮诸公殊有分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导自由的初衷,实是因为它的手段根本就错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想通过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士进行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手段却是极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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