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西装的斑点狗

儿子一直认为他的名字太没有创意，不能让人刮目相看，于是自己作主起名斑点狗，没有人叫他，他自己也忘记了这个很醋的名字，只有我还记得。

　　他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慢慢长大。到了5岁，仍然没有表露出任何成为神童的征兆：他不喜欢吃梨，自然没有让梨的故事：我家里只有一个小小的金鱼缸，根本没有砸破水缸的机会；对唐诗宋词的爱好比较特殊，他一直固执地认为孟浩然就是幼儿园小班的那位女老师。他常常充满期望地说，妈妈将来可以当警察，奶奶将来最好也当警察。我们在他的眼里还有许多美丽的未来，就这样在一起，像春天一样快乐而傻气，直到5月末的那天早晨。

　　闹钟响的时候，我立刻像往常一样起床，今天要快一些，因为斑点狗要参加六一节目彩排，给我安排了化妆任务。可是我忽然感觉手没有了力气，仔细看看，手在，连一片指甲也不曾少，薄薄的丝袜在手里打转，可怎么也套不上，手指捏不住衬衫的纽扣，我嘻嘻哈哈地叫醒了熟睡的儿子，“大侠今日遭人暗算，全身没有力气，请你帮帮忙吧。”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眯着眼帮我穿好了衣服。我下床时突然失去重心，感觉脚软绵绵的，似乎不存在了。定定神，慢慢走到卫生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居然怎么也挤不出牙膏来。我的手仿佛是纸做的，成了假的，所有的力气都消失了。我怀疑是不是在做一个噩梦，想掐一下自己看疼不疼，可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软绵绵的不肯配合，只好作罢了。

　　在儿子的帮助下，我艰难地完成了洗漱。拿着他给我的牛奶，手抖得喝不到口中。我没有叫他帮忙，他正在给自己化妆，穿上演出服后，他对我说：“我先送你去医院，再去演节目。”

　　我看着他脸上拙劣的化妆，仿佛是红孩儿洞里跑出来的小妖怪，穿着歪歪扭扭的演出服，简直就是一个小丑，可是我只能静静地看着却无能为力，因为我整个人像一个正在融化的冰激凌。我扶着沙发慢慢地站起来，“你去幼儿园，我自己去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要我通知单位和家人，我的手指连电话的键也按不下去了，同时也不能够再站起来。我仿佛被风化了一样，一寸寸地成了粉末，只有头脑异常地清醒，绝望的感觉如潮水般淹没了我的全身。这时候，我能通知到的家人都在很远的地方，除了幼儿园的斑点狗。

　　我躺着，接受医生反反复复的检查，医生确诊我为格林巴利综合征，可是我仍然奢望着，这只是一场噩梦，一会儿就会醒来，我安慰着自己。斑点狗来了，他穿着演出服，脸颊涂得鲜红，眼圈黑黑的，手里拿着一个香蕉，站在我床前。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说话没有了底气，声音是从来没有过的软弱，甚至不能抬起头来。他站在我的同事和医生中间，看上去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不点儿，他没有哭，只是看着我。医生指定了陪床的人，他擎着香蕉推开所有人，安静地坐在我的床边说：“我要留在这里，我不放心你们照看我妈妈。”他化了妆的脸很像一个女孩子，只有英挺的眉毛让他像个有主见的男人。他离我很近，我闻到了他身上儿童护肤霜的味道，这令我在一瞬间有些恍惚，仿佛很快就能回家，我找到了一种安定的感觉。

　　后来，我不停地转院，去了很多能去的医院，最后又坐着轮椅回来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我享受着行走自如的感觉。我变成了每时每刻都要别人帮助却在任何时候都有脾气的病人，我憎恶着现实，憎恶着自己。

　　这时候，5岁的斑点狗守在我旁边，我固执地要他走开，他坚持要喂我吃药，我烦躁地说：“你太小了，知道吗?你还要人照顾呢!”我看见他睫毛下面两大滴泪闪来闪去，却不肯落下来，仿佛那泪也怕碎了似的。我气得发抖，用眼神命令他出去，他看懂了，也服从了，在他轻轻带上门的那一刹那，我的泪滚滚而下，我知道生命真的是太重太重了，已经压得我抬不起头了。

　　过了很久，他轻轻地推开门，走到我面前，他的硬硬的倔强的头发上好像打了摩丝。他穿着爸爸的西装，衣襟拖到膝盖下面，像足了那个叫三毛的流浪孩子。领带看上去像条绊马索，可是他的每一个扣子都扣得很齐整，领带也打得很像样子，他平静地说，“妈妈，你现在看清楚了吗?我是大人。”

　　也许我真的没有发现，他居然能做很多的事，给我喂药、梳头发、洗脸、洗脚、扶我慢慢地学习走路。我那时动不动就做噩梦，常常会在深夜里惊叫，每一次都是小小的斑点狗把台灯打开，叫醒惊悸的我。昏黄的灯光里，他的脸看上去很安静，小小的手，为我拭着额上的冷汗，给我盖好被子，不住地对我说：“不怕，不怕，我在这里，妈妈不要害怕，有我呢!”

　　可是，我的病情就那样不好不坏，仿佛要永远这样。

　　那天，他在电话里对别人说：“我妈妈已经好了，她能走路了，也能做饭了，她每天都领我去公园里划船。”

　　这惹恼了暴躁的我，我愤愤地骂了他一顿，怪他向别人撒谎。他站在我身边，没有争辩，也没有流泪。我使劲地推了他一下，他流泪了，惊叫起来：“妈妈你好了，你已经有力气推人了!”我愣住了。

　　午睡被一种很轻的声音惊醒，原来儿子正在自言自语。他用了极低的声音说，“妈妈已经好了，妈妈会走路了，妈妈每天都领我去公园。”

　　我躺着没有动，他用祈祷的声音低低地、一遍一遍地说着，也数不清说了多少遍，那么专注、那么认真、那么固执，好像要一直说下去。

　　西方那个远远的上帝会听到他的祷告吗?东方那个莲花座上的慈悲女人会听到他的祷告吗?

　　我微微睁开眼，他将玩具兵摆放在自己面前，拉出一个很神气的兵说，“你是院长吗，为什么还不把我妈妈的病治好呢?”

　　“我已经用了最好的药了。”

　　“你一定没有用，要不我妈妈早就好了，请你一定要治好我妈妈。”

　　他又拉出两个兵来：“你是医生，你是护士，对吗?你们为什么不赶快治好我妈妈的病呢?你们说吧，想吃馄饨还是想吃板刀面?”那两天正上演《水浒传》，这正是阮小二对宋江说的话。

　　我忍不住想笑，忍住了之后，又觉得想哭。

　　“你别急，你妈妈就要好了。”

　　“求求护士阿姨，求求院长叔叔，求求医生叔叔，求求你们，求求所有的医生，快给我妈妈治病吧。”

　　他累了，却总是不肯好好睡下，他在独自一个人做着游戏，做着妈妈会好的美梦，他在求一切他认为有能力有爱心的人，他相信这些力量一定可以救治他的妈妈，而我却相信着他的力量。

　　于是，我学习走路、学习吃饭、学习穿衣服，在30岁以后，我学习着在3岁就掌握了却在一场病中失去的本领。

　　学会刷牙的时候，我有一种满足；能够洗脸的时候，我有一种惊喜；一个人蹒跚地走在路上，看见大片大片的野菊花把路两边都染成了深紫色，我更是有一种异样的幸福。请原谅这个太容易满足、太容易惊喜、太容易幸福的人，因为她体会了失去一切东西时的艰辛，所以，现在她活在一种快乐里。

　　我的孩子总会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他如同一个不放心的大人看着一个小孩子出门那样，在后面悄悄地看着我，看我会不会跌倒，并时刻准备着跑过来搀扶我。

　　在那些漫长的日子过后，他终于可以放心我一个人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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