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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骸骨里提纯现代精魂
——夏立君“时间”散文新启蒙精神浅论

时间:2023-03-15 03:55:08

王成一 王均策

夏立君集几十年的研究与思考,以散文形式对人类生存的时间、空间及生存观念、方式进行思考,对有文化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及其所代表的历史群体文化观念进行反思与评价,出版两部兼具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学术多重品格的散文集《时间之箭》《时间的压力》,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时间的压力》,不仅获得鲁迅文学奖而且极受读者喜爱与赞誉,成为文坛新现象。

两部散文集都与“时间”有关,故概括为“时间”散文。而其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影响力,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它传递的思想精神。作者传承、发扬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前辈思想家的启蒙精神,兼收并蓄当代诸多思想家的思想精神,结合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当代生存、生活状态竭力推进“新启蒙主义”:从历史中发掘中国文化、国民灵魂的弱点及优势,努力建构新时代文化精神、国民信仰。

相对鲁迅代表的老一辈思想家而言,鲁迅的启蒙主义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目的是引起一场思想和社会革命。而夏立君生活在相对和平年代,则针对特定历史文化影响之下个体人格素养低下、知识精英随波逐流与民族信仰缺失的现状,思考民族精神与个体人格塑造方案,也就是从历史的骸骨里提纯现代精魂。《时间之箭》《时间的压力》及他的部分中短篇小说,虽然有些篇什尚处于相对模糊范畴,但已经做出形而上的启蒙——个体人格、团体崇尚、民族信仰的否定与重建。

其次是打破了传统历史散文的思维方式与写作框架。从认识方法上,打破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标准,不再着眼于历史名人的功名、地位去叙述生平、赞美成就,而是独创一种新型思维:以人性标准看待历史人物,以现代眼光审视甚至进入历史人物内心世界,以学者思维探究历史人物与历史关系,以考古学态度对历史沉积进行分类、整理,进而从历史骸骨里提取现代精魂。从写作框架上,冲破传统散文创作范式,勇敢融入心理叙事与象征表现等现代主义写作方式,将叙述、抒情、论理融为一体,形成独特风格。

一、“时间”散文的新启蒙意图

启蒙主义诞生于17世纪的法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反封建、反传统、反教会。作为意在唤醒民众觉醒的思想风潮与文学思潮,曾经影响鲁迅一代人,鲁迅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启蒙文学家,而一直尊崇鲁迅启蒙精神的夏立君,其创作精神传承了鲁迅的启蒙主义,但从思想启蒙的意图、对象以及方案来看,夏立君的“时间”散文则属于新启蒙主义。

何为新启蒙主义?任峰先生解释说:“新启蒙主义随着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主题确立而展开。这个后革命时代的启蒙主义与五四代表的老启蒙主义,精神上相呼应,是要重新接续五四传统。”可见,从政治意识形态上看新启蒙主义仍然沿袭着思想和社会革命这个主题。而在文学上新启蒙主义则以人性启蒙、人性建构为核心,在引进西方、传承五四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反封建、反传统”的启蒙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个体人性升华,努力推进人格建构与完善。也就是说新启蒙主义与鲁迅启蒙主义的差异主要在于,鲁迅所代表的一批老一代思想家主要基于“自由、平等、博爱”与“反封建、反传统”的理念努力从历史和现实中发现我们传统、民族的劣根性,以图惊醒熟睡的麻木的中国人,进而引起思想家、革命家的注意,其主要目的在于鼓励一场关乎思想、关乎社会的革命;那么新启蒙主义则在于从历史文化思考中提纯我们民族应当继承及应当排斥的信仰、理念,不再着眼于唤醒人们实现一场思想和社会革命,而在于探讨、思考个体如何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以图建设健康的个体人性、人格素养,从而促进社会文化、文明的真正进化。简单点说,鲁迅时代的“启蒙”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注意”,尚未真正进入“疗救”状态,那么夏立君等思想者所代表的新启蒙主义者们就在于“用什么来疗救”和“如何来疗救”的状态。

夏立君的创作从一出手就明显表现出了新启蒙意识。早期散文集《时间之箭》已经初露文化反思、文化启蒙端倪,原作共分“一个人的仪式”“山河表里”“乡关何处”“丝路行走”“闲情偶寄”等几大类部,其表达的思想意图大致可分三大类“人生感悟”“历史回叙”“旅行体验”等。“人生感悟”诸篇给读者一种崇高的宇宙感及纯真的儿时回忆与平淡的生活之美;“历史回叙”又让读者产生一种苍茫的历史感以及由历史现象与信仰造成的精神伤痛,启发读者从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中获得自我提升;大量“旅行体验”则升华了人生感悟与历史感悟,在旅行中得到深化。不管哪个方面的感悟最终都体现着人格塑造、人格升华的启蒙意图。而《时间的压力》则进一步将现代精神直接植入文化与人性反思,筛选、提纯历史尘埃,获取现代价值。正是因为融入人性感悟,所以这些文字对读者的启蒙是无限的,而这种无限也就是最动人心魄的。

(一)《一个人的仪式》与“时间”散文的启蒙意图

《一个人的仪式》在《时间之箭》除单篇收录之外还作为第一部分“历史反思”的总目,前文是专门祭奠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绝唱》。在《时间的压力》里面又放在全集首位,乍一看,这篇文章在《时间的压力》中的地位好像与作品境界不符,文章在“时间散文”历史人物篇章中篇幅最短,人物又似乎没有多大历史影响,看起来很没有分量,有论者提出疑问,作者跟夏完淳是亲还是故?为何要如此执着一念、不计艰难寻找荒凉墓冢前往拜祭,而且大放悲声大泼笔墨?

但仔细阅读《一个人的仪式》中这段话除了表达自己的忧愤也戳中了大众的软肋:“1955 年4 月,荡湾村民潘某、诸某盗掘立在他们村边已达数百年的夏墓。打开夏允彝棺椁,掘出墓志铭一方、印章二枚、松江布数匹,还有折扇、扇坠等物,大多被村民分抢。极为宝贵的手稿一卷、线装书十余册,当场损毁!一座墓,立在身边数百年,不论所埋何人,人们一般都会自然对它产生某种敬畏。对夏完淳父子墓尚不能生敬畏之心,这不是一般的麻木了。”可见比部分学者文人误读或者歪曲,作者更担心的是更可怕的人性状态:群体无意识,人性、尊严泯灭,人格麻木。

也可以说这正是作者良苦用心所在:不仅交代多年来埋头读写古人的“远因”,记录一个“半老男人”为三百年前的天才英雄少年夏完淳热泪长流、高声痛哭这一“人生中的非常事件”,展示作者的赤子之心;同时奠定两部散文集的思想基点,不是简单放开喉咙的哭喊,而是发自肺腑的呐喊,是自己人格塑造与国民人格提升的一种宣言:“非亲非故”,又“是亲是故”,因为“他”身上寄托着作家所期待、所呼吁的“亲故”品行,亦即人类应有的个体人格、民族精神——坚守信仰、忠诚信念、不计名利、不计生死,甚至不计家族延续(家族延续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最重要的人生价值,而家族中断则是最大的罪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又有论者批评作者:夏完淳的信仰也不过是过时的明朝政权,有什么值得献身?为不正确的信仰献身有什么值得赞扬?作者用夏完淳的故事给我们另一种思考:信仰是时代和历史、区域命题的结合,自然打上时代和区域环境的烙印;何况信仰本身是感情与思想的结合体,是个人性格心理、学识、思想的体现。但不管在这个历史环境中信仰对与错,或者难说对与错,都首先要保证自己本人是真诚的全心全意信仰,而非以某种信仰为噱头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获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夏完淳当时作为“大明子民”,他的信仰就是“忠诚大明保家卫国”,因此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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