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

刘云杉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当代资本主义被称作“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是以互联网信息网络为核心、以大数据为血肉，技术与资本在“虚拟空间”结合的全新现代性图景。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虚拟空间中不断释放自身变革的“魔力”，无所不包的庞大数字体系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体验，并在其中寄托了精神生活不断丰富与解放的理想愿景。然而，资本的本性并不会仁慈地将自由留存在这一全新的空间，网络世界仍然处于资本操控下支配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普遍化权力结构之中，网络数字技术搭建的虚拟空间成为资本精神政治统治的绝佳温床，普遍性的精神危机正处于看似繁荣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新诠释资本的精神政治，透视其中的精神危机并加以超越便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精神政治的话语辨明

在对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进行吸收批判的基础上，德国批判理论家韩炳哲以“精神政治学”这一全新概念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权力统治分析，他以新自由主义对整个资本权力世界的占据为背景，试图宣称“规训社会”理论的过时，认为“21世纪的精神疾病也遵循着一种辩证逻辑，但并非否定的辩证，而是肯定的辩证”[1]32，建构起了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批判的新架构。在相关研究中，“‘精神政治学’将关注的焦点更加朝向人的精神领域的自由意志、自我认知等方面，从而在认知、意志等被如何操控的意义上,划掉了古典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2]，是一种讨论资本主义统治深化的背景下人的精神文化向度“主体性”怎样受到资本权力支配的理论范式，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当代建构的重要领域。韩炳哲的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精神政治有着重要意义，这一理论背后隐藏的正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虚拟世界”对“真实世界”的“更替”，使精神的生产和统治发生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转变进行深入解读。

如果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完全不存在“精神政治学”成分，是不现实的。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及法兰克福学派均对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主体性丧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福柯、阿甘本等将其称之为“生命政治学”，事实上其已经包含了精神政治学的雏形。正如恩格斯所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在这里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它作为同各个工人的知识和才能相分离的科学，被应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而且，社会的一般发展由于被资本所利用而与劳动相对立，所以它就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与劳动相对立，就表现为资本的发展”[3]536，资本为生命政治赋予力量，并逐渐从单纯的物质生产中通过工厂与社会系统的规训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精神政治学。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拜物教”“纪律”“物化”等词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政治统治。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生产的受支配性不断增强，人的主体性不断湮灭，具有阶级性，而精神生产也可以通过实践形式影响或转化为物质生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3]95，揭示了精神政治内在于资本政治逻辑之中的实质。在不断延长的劳动时间、规训日益深化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制度之中，精神政治集中体现为作为规训空间的工厂与社会“实体”对人精神的压榨和支配，“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4]形成的规范权力，是一种直接性、奴役肉体和精神的权力支配方式，也就是福柯、阿甘本所描述的“全景监狱”等生命政治学范畴，“福柯的事业主要在作为纯粹自然生命的‘zoe’被划定的政治范畴内,于是赤裸生命(bare life)被逐步政治化，并构成了现代性的标志，使古典政治哲学范畴发生根本性转变”[5]，此时精神政治潜藏于生命政治之中。

顾名思义，虚拟空间就是空间本体的虚拟化，是网络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全新“世界”。资本在虚拟空间中以数字资本形式表现。与现实社会不同，虚拟空间中的资本权力更多呈现为间接性、柔性的观念支配，精神政治成为生活世界中的权力核心，一切遵循虚拟空间带来的“自愿原则”“幸福原则”，以电脑、手机等网络终端，功能各样的应用系统搭建起来的虚拟空间使人们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幸福感”“获得感”“享受感”飙升，整个社会变成了温情脉脉的乌托邦，人们的生活世界高度嵌入虚拟空间的赛博空间之中，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巨大变革。此时的精神政治形态正如韩炳哲所言发生了巨大转变，从“被迫”到“自愿”，从“苦难”到“享受”，这种从“生命政治”转换为“精神政治”的动因，就必须从虚拟空间中找到答案。

正如马克思所说：“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都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3]119在虚拟的赛博空间中，资本增殖的逻辑方式和现实途径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变，以实体生产与实体经济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方式、劳动范式被虚拟空间中建构的全新生产劳动形式取代，物质劳动转化为非物质劳动或数字劳动，同样再生产出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数字资本的虚拟空间运行方式，将生产过程、生活世界都牢牢绑定在网络终端之上，实现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的有效链接，为这种虚拟空间的进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动力。资本主义依靠网络数字技术改变了统治方式，不仅通过虚拟空间提高了资本周转的效率、增加了资本增殖的新场域，更将人们的娱乐、休闲、发展等活动统统纳入数字化网络，成为虚拟空间非生产性劳动的一部分。劳动与生活转向虚拟空间是一种历史性变化，资本权力似乎随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严苛的空间规训、醒目的监视体制被解构。但事实上，劳动扩散进生活、规训成了“自愿”、监视体制则隐藏在后台，生命政治开始“攻心为上”。此时，精神政治才从生命政治中得以出场，成为数字资本主义虚拟空间的统治术，精神政治就是虚拟空间中的生命政治。

二、在技术与劳动之间：精神政治的生产机制

既然虚拟空间带来了从“被迫”到“自愿”、从“苦难”到“享受”的转变，那么这种理想乌托邦的幻象是怎样形成的？虚拟空间是怎样被搭建为一种关于资本极权统治的精神政治学？这就必须回归数字资本主义构建的庞大虚拟空间精神政治体系，如此才能在繁华幻象中揭开数字资本主义精神控制的机制。“与过去的复合型制度形式相比，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遍的形式”[6]，数字资本主义使精神政治通过数字技术影响更加广泛。而马克思主义应当依据新的时代条件探查这种精神政治的新特征，揭示使精神危机愈加深重的结构根源。

(一)生产方式：虚拟空间精神主体的塑造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602，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具体模式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方式，任何精神政治的形态都是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创造了全新的虚拟空间劳动模式：数字劳动，即以数字软件、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产工具虚拟化，以大数据、信息流为代表的生产对象虚拟化，以互联网平台、数字化车间为代表的劳动载体虚拟化，以自动化控制、智能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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