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张力·路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图像转向

赵本燕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长期以来，图像与话语被习惯性地视为两类不同的思想载体与符号，但话语始终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实体才能发挥表达、传递与交流之功能，话语主体也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切换话语呈现的形式与方式。伴随视觉文化的日益兴盛，图像本身所内蕴的话语表达优势愈加明显，话语不仅可以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也可以借助图像展陈。尽管图像本身说不了话，但“图像是个腹语者，它所说的语言就是其观者的语言”[1]，因而任何图像都具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功能。图像在当代不仅成为满足人们视觉消费的重要载体，并承担着政治宣传、认知教育、文化传承等多重价值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才能在知识与价值、严肃与活泼的辩证统一中增强其实效性、现代性与科学性。面对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现实诉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树立图像思维，不断创新话语呈现方式。

一般而言，图片和影像合并称为图像。无论是平面的、静态的图片，或是按时间序列编辑而成的动态影像都可以承载一定话语内容、传递一定话语信息。因此，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图像转向，意指话语主体运用图画、影像、仿真与虚拟动画等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过程。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话语的研究，深入分析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图像转向的客观性、逻辑性与重要性，有助于在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

一、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图像转向的推动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向受教育者传递正确的政治观点，培养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借助图像的话语功能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从而实现真理与至善的融合共促。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图像转向需从理论、历史、现实出发探寻其推动逻辑。

1.理论启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运用图像进行话语宣传的论述支撑。经典是理论研究的文本支撑和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图像转向这一说法，但其在深入工人群众进行思想宣传与革命号召的过程中，已然展开了运用图像话语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客观实践，并形成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观点。在《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中，恩格斯不仅回击了里德尔关于招贴的恶意污蔑，同时还极大地肯定了“招贴”这一思想宣传的形式。里德尔强词夺理地说到，“招贴”不过是面向一些无知的群众，“阅读这些<包含在招贴中的>报道的，多半正好是人民中的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最不习惯看书面报道”[2]526。恩格斯对其试图取消招贴的借口进行了批驳，他指出，所谓的“无知的群众”实际上是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招贴是影响无产阶级的主要手段……凡是有助于在无产阶级中保持革命毅力的一切东西，都要取缔！但是有什么东西能比招贴更有助于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2]526。这足以表明，“招贴”这一视觉化的话语呈现方式不仅能够真实拓展思想宣传的受众范围，并且能够产生比文字话语更加强烈的记忆点与影响力。列宁不仅对图像所具备的话语功能表示高度肯定，还对如何运用图像进行了思考。他提出“不仅要放映电影，而且也要放映有宣传意义并附有适当文字说明的照片”[3]。在这里，列宁不仅认可了图像的话语功能，并强调在运用图像的过程中既要保证图像具有宣传意义，也要正视文字与图像相得益彰的重要性。斯大林也十分重视图像尤其是影视在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方面的积极作用，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所掌握的电影是一种巨大的、不可估计的力量”[4]，即强调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精神灌输的积极作用。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敏锐地发现了图像所具备的话语功能及其教育潜力，其中诸多经典论述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图像转向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2.经验传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图像转向的早期探索。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任。除了对工人阶级展开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领导工人斗争外，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只有发动农民才有机会赢得革命胜利。而要真正发动农民，就必须实现思想对于农民群众的彻底把握，这不仅需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还需要借助适宜、奏效的话语方式。因此，在大革命期间，针对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客观事实，中国共产党为了宣传普及革命思想、动员广大农民投身大革命，开展了扫盲识字运动，其中就采用了画报的形式。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展开了对东北军的团结教育工作，“各部队运用张贴标语、唱救亡歌曲、喊抗日救国口号、邮寄宣传片等形式，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5]71。1943年春节期间，各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到抗日宣传中，深入农村、工厂、部队以及抗日前线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并创作出许多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文艺作品。如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战斗剧社的《刘胡兰》、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等[5]104，以动态图像的方式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使党的宣传鼓动更加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解放战争期间，画报、文艺表演等纷纷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使用的话语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通过精彩生动的舞台剧不仅向社会大众传递了正确观念，还激发了人们的爱党之心与爱国之情。20世纪60年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部门为了进一步发挥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榜样示范作用，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方式，如出版《雷锋日记》《雷锋的故事》等小册子和连环画，并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展开了全国性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社会范围内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5]192。此后，伴随图像制作技术日臻成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图像转向深入发展，从墙报、画报扩展到舞台剧、电影等形式，“一大批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和舞台剧相继面世”[5]194，如《小兵张嘎》《白求恩大夫》《李双双》等，在全社会展开了广泛而生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早已展开了对图像的积极运用，这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图像转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3.使命呼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的必然要求。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处于整个价值系统的高阶位置，但其个体价值是更为基础性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社会的，而是首先作用于具体的人进而发挥精神激励、道德教化作用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观照教育对象思想实际与认知规律的基础上运用适宜的方式进行话语宣传。一种理论要说服人，不仅内容要彻底，理论表达的方式也要人性化，意识形态的传播要特别注意体验式、情感化的策略，而借助图像的话语功能有助于促进情理交融，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迭代更新催生了普遍化的以图像为媒介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这在客观上呼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图像转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现实性、鲜活性、发展性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以日益生动且更贴合人们思维实际的话语方式展开。

实际上，图像的话语功能在人类社会早期已经得以体现，无论是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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