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更珍惜自己文化的价值

说现在是读图时代，其实中国人读了好几千年了。今天出现的很多标识，其实都是“象形文字”，就像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识“五环”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如今是新一轮“象形文字”兴起的时期。

“天书”与“地书”

《检察风云》：古元先生也是您的老师吧？

徐冰：古元先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老师。他没有直接在教室里教过我，但私下里，我和他有一些接触。我早期的东西受他影响比较大。我最喜欢的中国艺术家有两个，一个是古元，一个是齐白石。这两个人真是非常了不起。简单说，谁画中国人画得过古元？当然我对古元的偏爱可能带有性格上的原因，可能有过高的评价，但我是这么认为的。你看古元木刻里那么丁点的小人，画得那么像中国人，骨子里透着中国人的感觉，那种大棉袄、腿部弯曲的程度和那种动作及感觉，完全是我插队时村里的农民。这种对中国人的刻画，入木三分，一般的艺术家是很难达到的。虽然后来中国绘画的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真正把中国人、中国农民骨子里东西画出来的，我觉得没有人比得上他。

《检察风云》：安迪·沃霍尔复制玛莉莲·梦露的画像，您当时的复制有没有受到安迪·沃霍尔的影响？

徐冰：毫无疑问是受到他的影响的。在一期《世界美术》上，我看到了安迪·沃霍尔的一幅作品，黑白的，也就一块小豆腐干那么大，是安迪·沃霍尔做的肯尼迪夫人像，以重复出现的形式表现出来。看了以后，我就对重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张小的发表物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大，这件作品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结果这成了我研究生毕业的论文题目，后来也导致我对版画的“复数性”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那时关于西方当代视觉文化的信息很少，文化的“胃”的吸收能力极强，有一点东西，你都先吃下去，然后再慢慢咀嚼消化，一点都不浪费。

《检察风云》：解构汉字，是不是暗示汉字在走向死亡？

徐冰：汉字在走向死亡？不会。汉字其实没有走向死亡，而是在发展，事实上，在这个时代，汉字与当代数字技术和电脑网络时代的关系优于其他的文字。比如说汉字的打字速度，就比其他字母文字要快，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再一个，汉字的象形性在今天这个读图时代，优势正慢慢被体现出来。我后来不是做了一个作品叫“地书”吗？“地书”和刚才提到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我做“地书”？它是一个很当代的作品，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我们象形文字的传统，说现在是读图时代，其实中国人读了好几千年了。今天很多标识的出现，其实都是“象形文字”，就像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志。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识“五环”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要我说呢，如今是新一轮象形文字兴起的时期。因为整个数字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关系都在变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新的，而且有太多新技术出现，每天都有新的、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物。我们面对这些东西，就像原始人面对世界一样新奇，我们的生活其实和几千年以前截然不同，但是我们使用的文字还是一样的。

《检察风云》：对于一个不懂汉语的西方人来说，看到“天书”和看到中国古籍中的文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您觉得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于“天书”的感受是否会不同？

徐冰：会不一样，但是失去一部分，也会获得一部分。反过来讲，“天书”对谁都很平等，它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你懂不懂汉字，反正谁都不认识。

《检察风云》：做“地书”时为什么增加了与观众的互动？

徐冰：你说的没错，“地书”增加了与观众的互动。这个作品实际上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它本身和社会进程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这个作品其实开始很早，但没法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标识、表情符出现。在网络上，在生活的环境中，我走到哪都会把一些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标识照下来，它们太丰富，而且随时在出现。最早我们展示这个作品，是把我工作室中这个作品的工作区搬到展厅中去，实际上是在表达我们对这个作品的认识。其实它是没完没了的，不可能结束的。

另外，在我的这个作品中，我最早做的是书，写一本谁都可以读懂的书，后来我们又开发了电脑软件，打字进去以后，能转成标识性的语言，有英文也有中文。这样的话，如果输入的中文和英文是同样的内容，会出现同样的标识，懂中文和懂英文的人都能理解它。于是，它有点像是不同语言的中间站。我们展示时有两台电脑，可以互动，观众可以参与。现在把它放在展厅里，要我说是不满意的。它不应该在展厅里，因为它应该被人们带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其实观众根本没有必要走到美术馆的展厅里，但这不是我作品的问题，而是整个网络艺术、高科技艺术至今尚不能解决的问题。

出国与回国

《检察风云》：20世纪90年代，你移居美国，在美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看了许多当代艺术的作品？做了一些极端的实验？

徐冰：在美国我做了很多很极端的实验。去美国主要还是想去试一试，当时搞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这些边缘文化的艺术家，进入美国中心艺术区或者西方的艺术系统这么难？这到底怎么回事？带着很强的好奇心，我来到美国，尽可能地参与到当代艺术的系统中去，基本上那些年我都在东村、SOHO（苏豪区）和现在我的工作室布鲁克林的维廉斯堡，这些地方都是纽约最具实验性的艺术区，18年来像是跟随最具试验性的艺术家群体在迁移。

《检察风云》：就像古元到了北方以后有了新的感受一样，你到了美国之后，是否也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感受？

徐冰：一开始并没有，开始是希望融入西方。我带去的很多旧作品，我都没拿出来过。看上去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具实验性的艺术家，但事实上，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不管怎样“去身份化”，但是事实上，真正属于你的，它总是在你的创作、思维线索中起作用。时间长了以后，这么多年在美国，真正的收获，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文化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有了认识，比过去更加珍惜它们。

《检察风云》：我看西川和您的访谈里谈到你的工作室像书房，是不是你的工作室里也放了很多书？

徐冰：我的工作室里书和画册特别多，而且各种文件资料都在那里堆着，空间其实不是很大，给人的感觉不像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我做的东西非常多，而且这些作品很少能在工作室完成，它们有的要焊接，有的要装玻璃，有时候需要印刷，工作室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在工作室做各种实验和设计，再找到合适的工厂和专门的部门来加工。工作室是一个思维的环境。

《检察风云》：后来又是怎么回国并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职务的呢？

徐冰：中央美术学院聘任我，我就回来了。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新的进程和变化吸引了我，使我看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实验性，以及其他地区没有的特殊性。我在美国待了18年，作为独立艺术家在世界各地做展览，一直是以一种非常独立的状态存在的，回国以后情况不同了。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迁移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让我过去的经验变得更加清晰，反差会对人的思维空间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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