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俄共(布)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和思想

王一娟 俞良早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中，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即敢于公开承认党自身的错误，同这种错误作斗争，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确保党始终前进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以史为鉴，方可知兴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温列宁的思想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列宁领导俄共(布)自我革命的实践

(一)列宁领导党同“革命空谈”进行坚决的斗争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苏维埃政权要不要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俄共(布)内有的人散布“革命空谈”，反对签订和约。列宁对此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是列宁领导俄共(布)进行自我革命的一次重要尝试。

1918年1月至3月，苏俄正值革命胜利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仍在弥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面临着被攻击和被颠覆的危险。苏维埃政权着眼于摆脱帝国主义攻击和巩固政权的目的，派出代表团同德国代表团谈判，力求签订和约，退出战争，赢得喘息机会。此时俄共(布)出现了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他们主张继续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战争，以战争支持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种左倾思潮。列宁领导俄共(布)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左倾”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列宁写作《论革命空谈》《论疥疮》《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等文章，领导党中央先后于1918年2月17日、2月18日、2月23日举行会议，强调必须签订和约并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思想错误。列宁指出：“主张在1918年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没有一点现实的、客观的根据。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怒气冲冲，愤愤不平，就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内容。而仅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作革命空谈。”〔1〕显然列宁把“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主张称为“革命空谈”，是对左倾思潮的深刻的、严厉的批判。他还指出，“革命空谈”的危害性在于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攻击，使苏俄无产阶级的事业遭致失败。

同时，着眼于透彻说明“左派共产主义者”“革命空谈”的危害性，列宁对其多种“托词”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最具迷惑性的“托词”是，签订这一和约“是一种耻辱，是对拉脱维亚、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的背叛”。〔2〕他们力图以此为借口，反对和约的签订。列宁却认为这种貌似国际主义的论据表明“左派共产主义者”已落入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圈套(俄国资产阶级正是以这样的理由反对签订和约的)。列宁说：“这种论据是资产阶级有意要把俄国布尔什维克拖进去的圈套，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却由于喜欢空谈无意中陷入了这个圈套。”〔3〕可以看出，“左派”一味地附和俄国资产阶级的观点，殊不知这正是俄国资产阶级乐于看到的局面，因为他们知道，继续同德国进行战争，将有极大可能颠覆苏维埃政权并使政权重新回到资产阶级手中。与此同时，英、法两国资产阶级也赞同俄国继续对德作战，其野心昭然若揭。他们就是希望利用战争牵制住德国的兵力，同时削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指出：“英法资产阶级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亲爱的，你们现在去打吧，我们会因此获得很大的好处。德国人会掠夺你们，在东方‘赚足了’，在西方就会廉价出让，顺便又可以使苏维埃政权垮台……打吧，亲爱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我们会援助你们的！”〔4〕可见，列宁清楚地看到俄国的真实处境和进行革命空谈的危害性，即它不仅不会使苏俄摆脱战争，反而令苏维埃政权继续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奴役，置它于水火之中。如列宁所说:“如果我们拒绝签订向我们提出的和约，那么‘最严重的失败将迫使俄国缔结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事实证明情况更坏,……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是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5〕因此，“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6〕。

由于列宁的不懈努力，俄共(布)内最终达成一致的意见。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3月3日同德国签订和约，退出了战争。这意味着列宁在此问题上赢得了同“左倾”错误作斗争的胜利。在这一时期，列宁指出了“左派”错误的危害性，指明了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主张坚决地同这一错误作斗争，并且领导党努力地进行了实践。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进行“自我革命”的一次重要的尝试。它表明自我革命的含义在于党要敢于同党内的各种错误作斗争，而不管这种错误是思想上的还是实践中的。开展党内斗争，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才能确保党的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列宁就工会作用大争论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检讨

苏俄国内战争刚结束时，俄共(布)内就工会的作用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并且在争论的过程中党内出现了几个有着各自纲领的政治派别。列宁认为这是一种耽误党的工作的“奢侈行为”，是“破坏党的统一”的行为，以后决不能再发生。这也是列宁领导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一个事例。

1920年11月2日至6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上提出必须改变工会工作的方法，即用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的军事方法，以适应和平建设任务的需要。然而托洛茨基却反对在工会工作中采用新的工作方法。他提出了“整刷”工会的口号，要求“拧紧螺母”和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他的意思是，需要对工会进行整顿，把善于按军事命令行事的干部调到工会工作，强化工会工作中的行政命令管理方式，并且用工会取代苏维埃政权管理经济的职能，认为以后国家政权将不再管理经济工作。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实施，势必导致工会性质的改变，并大大削弱苏维埃政权的职能、作用和组织力量。因此俄共(布)全党上下围绕工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展开了争论和讨论。这时，党内形成了“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缓冲集团”“诺根派”“梁赞诺夫派”“伊格纳托夫派”等有着自己纲领的政治派别。他们各自举行会议，阐述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并且各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和传播各自的纲领和主张。鉴于这种局面，鉴于各种政治派别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列宁写作《论工会、目前局势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党内危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等文章，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重申党关于工会作用和任务的正确观点，使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论落下帷幕。争论结束后，列宁进行了深刻反省，指出这场党内辩论和争论是一种浪费时间、耽误党的工作的“奢侈行为”，是一种危害党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的错误行为。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工会问题的辩论“这种奢侈行为确实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我们进行这场辩论，无疑是犯了错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在这场辩论中把根据客观条件不应占首要地位的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我们搞起这种奢侈行为，却没有认识到，我们因此而大大转移了对紧要的、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的注意力”〔7〕。在列宁看来，当时的党正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正面临歉收、经济破坏和军队复员等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种最艰难的情况下，党内不应该浪费时间去讨论和争论那些无意义的问题，而应聚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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