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教育思想脉络梳理、问题廓清与价值确认

邵天逸，王倩，吴勉，谭乔尹

(1．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体质教育思想是新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知晓度较高、最具本土特色的学校体育思想，自其诞生之时便备受关注，并在“体质论”与“技能论”的长期矛盾中曲折前行。随着学界对学校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深化，体质教育思想的专题研究也陆续出现，并展现出包括历史演进[1]、概念阐析[2]、实践探索[3]、流派整理[4]等多元分析视角。以上研究基本涵盖了体质教育思想的主要研究维度，相关成果也不断充实与提升该思想的理论高度与厚度。然而，若从思想本体角度出发审视，上述研究仅对体质教育思想相关问题予以初步解析，其中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如：(1)忽视了对体质教育思想交锋、碰撞现象的梳理，以及尚未理清体质教育学派成员的主次关系、思想互动及学术贡献，导致此思想的独特风格未能彰显，史学叙事也流于平面；(2)对体质教育的学理问题缺乏反思性认识，其在间接加深误解的同时也阻碍了思想自身的改进与更新；(3)未能结合当下语境审视与考察体质教育，以致该思想的现实价值受到遮蔽。

基于前人研究所存问题，本研究立足动态观察及学理反思视角，从历史、现实及未来3个角度切入审视体质教育思想，旨在梳理思想历史发展脉络、澄清相关认识误区并深度把握其当代价值，进而推进体质教育思想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优化完善。

1 体质教育思想脉络梳理

1.1 第1阶段：概念反思与体质教育观的生成

体质教育的提法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徐英超是学界公认的该思想首创者，其主要标志为徐英超在其撰写的《两亿接班人的中小学体质教育需要调查研究》一文明确使用“体质教育”表述：“体育是在学校里设置课程，由教师运用教材和教法对于学生进行体质教育，使学生身体和精神都健康的人。”[5]综合文本内容及个人回忆整体分析，徐英超体质教育主张源于他对体育本质及体育与运动关系的思考，其中吸收了毛泽东体育题词以及《反杜林论》体育相关论述的基本精神。除了对体育概念的反思，体质教育提出也与学生体质下降现实问题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徐英超曾多次参与全国各级学校体育教学情况调查，发现多数学校学生身体状况不佳，之后他依据实地考察感悟与理论探索成果，于1979年撰文呼吁国家应重视两亿中小学生的体质问题，主张各校密切关注学生体质状况，及时了解并掌握学生体质增强的实效，力求改善两亿接班人体质健康问题[5]。此外，徐英超在北京体院开设的“体质教育研究室”与他在北京十九中开展的教学实验展现了他在改善学生体质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

时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体质教育研究初论》问世，体质教育思想体系逐步确立。其主要表现为：(1)理论上，确立了体育教学视点应从“技术传习”回归“身体教育”的基本立场，并主张以良好的心态与生活方式作为体质健康的外部保障；(2)实践上，借助统计学知识观测与呈现学生体质状况(及变化势态)，并基于实证思维设计了学生体质测试标准及健康促进方案，其效度在后续实验中得以证实；(3)积极推进体质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制度化。就影响而论，徐英超当时提出的观点无疑有其创见意义，他对体育与运动关系的判断颠覆了传统的“运动即体育”认知，不仅间接推动体育概念大讨论进程，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体育工作决策，尤其引起了教育部门对学生体质健康问题的关注。如1979年5月在江苏召开“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各部门就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系列问题展开探讨，会议确立了“增强体质为主”的学校工作指导思想，指明增强学生体质是学校卫生工作的根本目的。1979年教育部与国家体委共同发布《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指出评定中小学体育工作的成绩根本上要以学生体质是否增强作为衡量标准。学生健康状况一直是国家、政府与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学生体质逐渐下降的背景下，学校体育方针必然要向增强体质方面倾斜，而徐英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做的调研工作，无疑推动了当时学校体育工作重心的转向。

1.2 第2阶段：概念辨析语境下真义体育的提出与探索

徐英超“体质教育”观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者林笑峰的响应，随即开启新的理论探索，并促成学界对体育概念的深度反思。林笑峰于1979年率先提出“竞技的本质不是体育”颠覆性观点[6]，并借由体育概念专题学术研讨的契机表达重新界定体育概念的意愿，然而此番言论不仅未被大众接受，其本人也受到了严厉批评，学界最终采纳以“大概念”认知体育(广义体育观)的方案。林笑峰的观点虽不为官方所认同，但并不代表他的主张是一家之言。自烟台会议后，陶德悦、吴翼鉴、苏竞存、董安生、林诗娟、饶纪乐等人都不程度地支持林笑峰的看法。他们不仅认可“竞技(运动)并非体育”观点，更赞同体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此种态度也决定了他们作为主流对立面的价值立场。此时林笑峰本人借助暑期讲习会继续宣扬个人主张，还试图在理论上重构体育学科体系。

然而，当时“大体育观”依然掌握着学术话语权，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拓展势力、趋向权威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理论》《体育概论》等教材都主张从“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丰富社会文化生活”3方面定义体育，并持续沿用体育三分法。针对这一现象，林笑峰于1987—1988年正式提出“真义体育”观点，并初步构建了理论体系：(1)阐明了“真义体育”的概念本原，梳理了真义体育的演进脉络，为其观点提供历史支撑；(2)提出辨别真假体育的办法，对相关概念予以区分，并发文批驳体育界较为权威的“三维”或“多功能”的“大体育”观[7]，以确保真义体育的科学性；(3)专为“真义体育”构想与设计了身体锻炼的依据(运动负荷价值阈)、原则(反复、渐进、全面等)、方法(负荷、间歇、连续、巡回等)、评价标准(体质评价标准)等。“真义体育”观一经形成，很快在体质教育流派内部产生较大影响，并得到林诗娟、吴翼鉴、陶德悦率等人的极力维护[8]。其中吴翼鉴就“多本质”体育论进行反驳——“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是体育根本……其他方面的作用和任务应该尽其所能”[9]，以及逐条指正“大体育观”的诸多误区——“大、小体育之分就是要否定体育的真义，这种认识将阻碍真正的体育与竞技朝着各自正确方向发展”[10]。

另一方面，随着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出，林笑峰也开始考虑“健身”与“体育”的关系，并试图将健身纳入“真义体育”体系。与此同时，体质教育学派其他人物对“竞技(运动)-体育”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陶德悦[12]指出“运动竞技与身体教育是两种对象、手段和目的有本质区别的事情，把运动竞技称之为‘体育’则是不恰当的”[11]，并强调“人们需要的增强体质全面发展身心的真义体育”；黄震[13]指出当时体育发展状态仍存在“以竞技运动为业，以体育为名培养运动人才”的问题，原因则在于竞技(sport-athletics)和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互相绞合与混淆不清。20世纪90年代体质教育学派对体育概念的重新认识大致是对“学校竞技运动”思想的回应。至此，“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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