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南岳祭祀考

李浩楠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 金朝与南宋对峙，天下五岳，金朝已有其四，唯有南岳衡山在南宋境内。金世宗时，官方规定，于河南府登封县嵩山“遥祀”南岳衡山。金朝对南岳之神，采取了低调化处理，以流传于河北、晋南一带的崔府君“代祭”之，号称“亚岳”。金朝对南岳的诸种祭祀方式，集中反映了其欲为“中国正统”的政治诉求，这一历史遗产日后亦为元、明两朝所继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五岳祭祀是中国古代“礼制”中的重要一环，“大一统”王朝的皇帝，或行封禅之礼，或加五岳爵号。南北朝、宋金对峙时，双方籍此宣示正统。专攻古代五岳祭祀的牛敬飞指出：“五岳祭祀之礼延续两千余年，还有很多内涵亟待发掘。”①以金代而论，从前人研究成果分布看，多就五岳祭祀整体或金朝境内诸岳进行研究，对南岳往往一笔带过，未对文献中并存的“遥祀”“代祀”说予以辨析。笔者对此予以探讨，绝非简单判断某说为是，某说为非，而是将更多的关注放在相关文献、史料的源头、生成、传播上，揭示金代南岳祭祀所反映的正统观及后世历史的变迁。

一、“遥祀”说

金代官修《大金集礼》云，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所定岳镇海渎祀仪，云：

外，南岳衡山、南镇会稽山，权衡遥祀于中岳嵩山。②

据任文彪考证，《大金集礼》系金朝礼部或太常寺礼官编纂，成书于大定末年，是一部以礼仪制度为中心的会要体文献。《大金集礼》是《金史·礼志》的重要史源，今本《金史·礼志七》岳镇海渎部分，主要是大定四年(1164年)所定祭祀仪注，出自《大金集礼》卷34《岳镇海渎》③。《大金集礼》系金朝礼官编纂，所据者乃金朝官方所藏档案，其权威性、系统性是不言而喻的。按《大金集礼》所载，金朝官员于中岳嵩山“遥祀”在南宋境内的南岳衡山，这一举动是经过多方面“权衡”的结果。“权衡”者无非是宣示金朝的正统地位，同时尽量降低南宋的“存在感”。地点选择在中岳嵩山，可能是考虑到中岳嵩山即是金朝境内“四岳”之一，同时距离南岳衡山最近。

《金史·礼志》岳镇海渎部分史源系《大金集礼》，但文字上略有改动，为：

立夏，望祭南岳衡山、南镇会稽山于河南府。④

《金史》将“遥祀”改为“望祭”，将祭祀南岳地点，由具体的中岳嵩山改为更高一级行政区划河南府。按，金代嵩山主峰“太室山”“少室山”位于登封县，登封县系河南府之属县⑤。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制定岳镇海渎常祀制度，《元史》云：

三月南岳、镇、海渎，立夏日遥祭衡山，土王日遥祭会稽山，皆于河南府界。⑥

马晓林认为，至元三年(1266年)前，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国家祭祀未暇定制，为了稳固汉地，故将汉地(金朝)原有的祭祀旧例进行简单重申”，至元三年(1266年)夏，“才正式定立了详细的常祀制度”⑦。从《元史》看，元朝未统一南宋之前，“遥祭”南岳衡山的时间、地点，皆因袭金代。

金世宗时，于立夏日遥祀南岳衡山于河南府登封县中岳嵩山，后为定制，被载入官修会要体文献《大金集礼》中，其制于元初尚为元朝所继承，元末史臣又根据《大金集礼》相关记载，将之载入《金史·礼志》，环环相扣，可谓铁证，学者从之者众，除马晓林外，认同此说者尚有安丽春、王曾瑜、王可宾、徐洁、张目、萧放、孔维京、邱靖嘉等⑧。

除文献记载外，金代“遥祀”南岳衡山于中岳嵩山还能得到建筑和民间传说的佐证。今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大金店村有南岳庙，登封地方志工作者除记述民间传说外，认为南岳庙“保留着金代建筑的规格样式”“基本保持了金代建筑风格，为河南省现存时代较早的一座金代木结构建筑”⑨。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南岳庙“传为金人占领中原后所建，现存建筑多为明清时重修”，较为谨慎⑩。于冰清、吕红医认为：“南岳庙大殿的营造特点反映了金元时期木构建筑的结构与装饰特点。”南岳庙奉祀崔府君，其主体建筑虽然有金代特征，但缺乏相关金石石刻的佐证，证明该庙自金代始建，即用于祭祀南岳衡山。今登封中岳庙主体建筑，已不见多少金代特色，然庙中《大金重修中岳庙碑》及承安五年(1200年)《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正大二年(1225年)铁狮俱在，既有文字史料，又有实物史料加以佐证。

当地民间传说将南岳庙与金朝名将完颜宗弼(兀?X)联系起来。1986年，登封南岳庙被批准为河南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树碑以示纪念，并将这一口传史料，以文字的形式，刻于石刻背面：

南岳庙位于登封县大金店中街，始建于金代，相传，金兀?X占领中原，全国五岳已居四岳，唯有南岳尚未达到，为表示要统领全国，随令“位配南岳”而建此庙。

按《大金集礼》，大定四年(1164年)，金朝始“遥祀”南岳衡山于登封，民间传说径直将首次祭祀年代提前二十余年，并将南岳庙之建与民间流传最广的金朝人物——完颜宗弼相攀附，不可信程度显而易见。类似的传说还有汝州市的北岳行宫，传为完颜宗弼所建，然金石文字证实，至早在金末元初时，汝州有北岳行宫，是否建于宗弼南征时，不得而知。

大定四年(1164年)后，金朝于登封中岳嵩山“遥祀”南岳衡山，成一代之定制。但《金史》《元史》所据之《大金集礼》，纪事下限迄于世宗末年。世宗后诸帝，《金史·礼志》岳镇海渎部分，增补《大金集礼》者，为章宗明昌时封五镇、四渎为王爵事。任文彪疑其出自金代纂修之《续集礼》。相关史料较少，可能元末史臣所据《续集礼》相关部分，或有阙失。“遥祀”南岳之制虽见于《大金集礼》，然至多说明世宗一朝，终遵此制。世宗之后诸帝是否仍于嵩山“遥祀”南岳，是否有变化和反复，均不得而知，且缺乏相关金石文字的佐证。至于登封南岳庙和民间传说，与《大金集礼》结合，看似有“二重证据法”之效，但究竟是金朝定制“遥祀”南岳之时，就修建了南岳庙，还是金末元初时人及后人根据金朝文献，被地方文士加以发挥，对传统文化资源展开争夺，“推动”了相关建筑的建成，不得而知。后一种事例则屡见于史，宋太祖“挥玉斧”之说，本系宋徽宗时，宇文常为了对抗宋朝中央“开边”的压力而创造，但南宋时，黎州竟有“划玉亭”的建设，使该说由书写、传述转向“实证建设”。于五岳祭祀，唐宋祭祀北岳恒山，本在河北曲阳。但金元时，地方道教人士制造和传播了“浑源北岳”说。明代时，此说被记入地方志并为《明一统志》采纳，河北、山西两地围绕北岳文化资源展开争夺，浑源方面配合北岳“飞石”说，建造“飞石窟”。至清代，浑源恒山被“钦定”为“北岳”。“遥祀”说，看似牢不可破，但其薄弱之处，在于金章宗至金亡这段时间，无相关文献加以佐证，《金史》未记载，不能证实依然遵从世宗之制或有无变化、反复，这一“空白”时间段的存在，使“代祭”说的出现成为可能。

二、“代祭”说

该说主张金朝曾以“崔府君”代享衡山之祭，或称“亚岳”。

自称 “世居武安，在磁(州)为属邑”的元初能臣胡祗?(1227—1295年)云：

(崔府君)金国以宋祀未绝，江淮未庭，奉神代享衡山之祭。至元十五年，中书省奏：先是，南岳阻于长江，不获致礼，以崔府君摄享。金残宋灭，南北五岳通祀，府君封号难袭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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