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电影的实践与困境<br/>——以英国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为例

□ 王志成

英国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以新颖的视听语言表现与充满戏剧性与黑色幽默的叙事设计，回应了世人对突破女性主义电影的一种期许，一种并非仅存在于荧幕内身体想象的女性诉说，且同时构成了与观影快感、观影机制形成奇妙互文关系的创作思路。残酷的、自身毁灭性的复仇叙事在电影中以色彩浓艳、充满刺激性的视听语言与女性的身份想象相勾连，进而建构出一种充满意识形态隐喻的视觉奇观。

倒置的凝视——新型观看关系的建构

视听语言作为电影文本最先被感知的显性要素，对于构建电影叙事空间、勾画人物形象、确立电影风格基调具有先导作用。在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中大量使用的极具风格化的流行音乐以及以霓虹灯、酒精、糖果、口红等极富现代社会色彩的符号共同构成了电影迷狂的视觉基调。这种具有强烈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与叙事内核相得益彰，共同服务于一个激进的、受虐的、反叛的、矛盾的人格主体，呈现出一个决绝残酷的自我毁灭的故事，无不鲜明地彰显出这部电影的个性气质，一个充满激进与超越、矛盾与悲观的电影主题。

电影中最突出的视觉设计在于完全倒置了好莱坞类型片生产的成规惯例，将所有关于身体影像和充满情色意味的画面从女性身体中撤除，反将焦点放置于男性身体。与之相呼应的是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地正是美国——这一视觉元素的设计无疑是一种对于好莱坞电影生产机制的辛辣嘲讽和对男权中心主义的观影快感的颠覆。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指出电影观看机制：女人是被看者，观看者是荧幕内外的男性；男人是观看者，而女人是被看的承受者。“在一个由性所安排的不平衡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的与被动的/女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男人的眼光将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性形体上……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他们视作具有被看性的内涵。”[1]在主流好莱坞叙事电影中，男人是视线的承担者，控制着影片的幻想。女性的身体作为从不曾作为一种自我意义的呈现，而被视作一种男性欲望的指称。

在影片伊始，伴随着迷幻流行音乐boys与霓虹闪烁的光影幕布，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并非女性丰腴曼妙的身体，而是在舞池中宣泄着过剩精力的各色男性。如果说将男性凝视的客体从女性倒转为男性是第一次对诞生于男权中心主义观影机制的反抗，那么将目光转向肥胖且不断做出性暗示意味动作的男性身体则是第二次颠倒与嘲弄。根据主导的意识形态原则以及支持它的精神结构，男性人物不能承担性之客体的负荷，男人不愿意凝视与他同类的裸露癖者。当银幕中出现的无法被作为色情对象的不雅男性身体不能被作为拉康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理想人格的投射”或转化为一种恋物癖的载体而出现时，也就意味着《前程似锦的女孩》从一开始就完成了凝视主体的变化——由男性主导的电影发展的推动者让位于女性。女性成为主导电影叙述的决定力量，却无意于在影片中展现对男人身体的理想化呈现，这亦或是一种复沓呈现的创作态度，强调对男性凝视的淡漠、讥嘲与反思。

如果说电影中复沓呈现的对身体部位充满性暗示意味动作的特写（尤其是对男性的身体特写）与充满刺激性的灯光效果建构了铺陈叙事的场域，那么主角托马斯则成为另一种倒错的性别凝视沟通银幕内外、联结银幕空间与观影空间的显性符号。片中托马斯悬殊割裂的昼夜生活内容贯穿在电影的前半段并向观众渐次揭示出其埋藏内心的疮疤，并奠定了电影的主题与悲剧基调，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痕来源于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结构性压迫，这种畸形的、被影片所抨击的结构将在影片叙事的过程中逐步展开。在电影伊始，并不知情的观众跟随男性视角来审视“醉酒”的托马斯，并着力营造出一种对女性的潜意识审查，并引导观影者对将要发生的情节充满好奇与追问。正如琳达·威廉姆斯在《电影身体：性别、类型与滥用》中所指出的：女性是色情再现的客观牺牲品，性感迷人的女性形象对于此类型如此重要，因而成为女性牺牲的庆典，成为真实生活中女性牺牲的一首序曲。[2]然而，当托马斯突如其来的锐利眼神逼视镜头与企图侵犯她的男性时，这一对情节、主角命运的担忧或好奇则被定性为一种刻意设计的视觉游戏。托马斯在突然撕破伪装试图用惊吓赶走想占有她的男性时直视镜头的行为成为了超越电影叙事功能的意义——对摄影机和观众观影视角的重新掌握。影片在此之前基本遵循着已经被传统好莱坞电影生产机制固化的观看逻辑：被展示的女人同时成为两种维度的对象，作为银幕故事中男性的色情对象，同时也作为电影观众的色情对象。正因如此，“在银幕两边的观看之间存在不断变化的张力”。[3]银幕内托马斯直视镜头的行为扯断了这种张力并意味着其重新执掌了摄影机的主动权，将观众的观影立场置于女性一方的同时营造出诙谐的黑色幽默，并且形成了与现实的奇妙互文。

人物设置——女性主义的叙事立场

在电影中，观众通过托马斯的双面生活逐步走进其内心，进而引出复仇与毁灭的主题。电影中托马斯侠盗似的荒诞行为向观众呈现出的是一个同样荒诞的社会图景：无处不在的男权中心主义迫使托马斯只能以其微不足道的努力弥补内心本不应加之于其身的道德负担并最后只能选择以自身毁灭完成复仇。与其他同类型叙事电影不同的是，该电影对于学校、法庭、道德等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地方是完全绝望与失落的：“一张在派对中醉酒的照片就可以大大影响陪审团对于案件判决的结果。”“不能指望一个醉酒的女孩在遭受侵犯时期望有人为其发声。”电影中所有的叙事桥段都紧贴社会现实，以电影手法揭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被驯服、被奴役的状态。正如穆尔维所说，在男权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早已被同化进庞大的叙事惯例系统。这个传统使得女性作为电影观众也十分容易转换性别身份，与男性观众、男主人公们站在一起。一种对社会既定规则的无助、绝望与愤恨跃然银幕之上，不失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女性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电影领域的鲜明注脚。

与以往女性主义电影不同的是，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隐藏于叙事框架下的潜意识中的女性主义倾向更加浓厚，电影中复仇和生命救赎主旨的承担者完全由女性自发、自觉、坚定独立完成，男性则作为女性行动意义的对照组而出现。托马斯的行为动机不依从于男性，男性只是其报复的对象或实施报复的工具。即使在其短暂的恋情的最后时刻，影片与观众仍然再次开了个黑色玩笑——一表人才、彬彬有礼的瑞恩居然是当年围观妮娜被性侵的帮凶，这也直接成为托马斯殒身魔窟的导火索。对男性群体的怀疑、失望、愤怒成为这部电影鲜明的底色。

将所有男性角色（除了主角的父亲）都设置为一种天然认同于男权中心主义和父权秩序下的社会的自觉构建者与施暴者，与女性被视作观看对象与色情对象的路径反其道而行之，从而达成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叙事立场。这也使整部影片所批驳的对象转移至所有认同于男权秩序的社会成员，而非进行形而上的性别二分法。这种电影文本的叙事结构或许可称之为以完全女性为中心的文本表述，一种与男性中心主义决裂的策略和方法。

毁灭或屈服——程式化的结局路径

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中预先设置了一个极度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几乎所有男性社会成员都成为电影中潜在的被惩戒对象或者某种既定社会畸形结构的帮凶。这种叙事背景构建使导演对于现实社会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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