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摘 要：自冷战时期开始，随着非洲殖民地的相继独立，日本便开始关注非洲大陆上出现的年轻国家。对于日本来说，非洲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这里不仅蕴含大量天然资源，还拥有人口庞大的市场，而且拉拢非洲国家更有助于日本推行其联合国外交。与中日、美日、日欧相关问题研究相比，尽管国内学界对日非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中非合作愈发密切以及非洲大陆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研究日非关系、日本对非战略及政策以及日本在非洲的动态，不仅可以充实对日本未来走向的了解，而且还可以通过研究日本援助非洲的案例，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国内学界；日本；非洲；学术动态

中图分类号：G122；D83/8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2-0061-09

DOI：10.14156/jki.rbwtyj.2023.02.006

引 言

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有关日本的学术文章中，开始出现涉及日本与非洲的内容。由于日本与非洲间隔较远，且当时的日本在外交领域动作“低调”，因此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内容主要涉及日本对非研究概况、日本对非经济援助、日非经济合作、日本人与南非的种族歧视等问题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刊登于《西亚非洲》《世界知识》《国际经济合作》《民族译丛》等学术期刊。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日本运用对外援助强化同非洲，尤其是同“黑非洲”深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出现②。

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同非洲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互动不断深化，因此需要研究包括日本在内的域外国家同非洲的外交及经贸动向；二是随着中日在非洲博弈的增加以及日本将中日安全竞争引入非洲，学界既要分析日本涉足非洲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也需要在预测日本走向的同时，提出针对性对策；三是伴随着国际社会同非洲对接，非洲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波及非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使得国际社会参与非洲安全治理成为了不可逆的趋势，而日本在非洲安全治理中的一些积极表现也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结合上述原因，21世纪的国内学界在研究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日非关系及日本对非政策发展、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动向、日本向非洲派遣自卫队、战略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援助、日本对非洲特定领域的援助情况等。

从总体上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研究侧重于科普或源自政治立场的批判，而21世纪的相关研究则更注重成果的参考、预测和实用价值。

一、关于日本对非关系及政策演变的研究

在近代，日非关系最初是通过欧美商人的贸易物流网建立的，由此形成的关系侧重于经济活动。二战爆发后，日本与非洲的经贸往来基本中断；二战结束后，日本逐渐同非洲国家恢复或建立邦交关系，从而使偏重经济的日非关系向兼顾经济和政治转变。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始将非洲同自身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进行捆绑。围绕日非关系的发展，国内学界侧重于运用理论分析其转变的动因。对于日本对非政策的调整，国内学界重视研究外界因素对其带来的影响，如石油危机的爆发促使日本增加对非洲的援助，苏联解体使得日本对非援助增添了输出西方价值观的一面，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增大促使日本的对非政策呈现出同中国竞争的色彩等。

针对2005年日本“入常”失败后如何调整其对非政策，杨恕、张茂春分析了日本与印度为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所采取的对非政策的异同。日印两国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要求，但在“入常”失败后，日本转而将资金和技术优先投入到“公益性”领域，即加大治理非洲国家难以应对的环境污染、清洁能源开发、水资源净化等问题。印度则发挥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支援非洲建设互联网通信设施，并以此作为增进印非合作的互动平台［1］。

就日本对非政策的演进特点，张永蓬指出，日本的对非外交经历了从“以经济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平衡战略向战略重视的转变。前者从19世纪末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者则始于冷战结束以后。这里所提的“实用主义平衡战略”泛指日本在缺乏对非影响力，且日非关系受制于欧洲列强以及美国相关政策的情况下，采取“将实质性获得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利益”作为开展外交的优先原则，即回避意识形态对立，在非洲搞平衡外交。冷战后，由于日本摆脱大国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对非外交呈现出明显的战略指向性。通过筹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日本的对非外交开始向机制化、全方位兼顾的方向发展。同时，尽管欧美始终是影响日本对非政策的主要因素，但随着中国对非影响力的增强，日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也将变得更为显著［2］。对于如何在对非外交中同中国展开竞争，卢昊在文中指出，日本的对非援助及双边贸易的规模虽不及中国，但日本试图在软实力、国际形象塑造以及舆论主导等领域同中国展开“非对称竞争”。在这一趋势下，日本在对非援助上将更强调质量、可落实性、援助投放地点的战略价值［3］。

宋效峰也就日本对非外交中的实用主义特点进行了分析。由于冷战期间以及之前的日本在实用主义思维下，在非洲重点谋求经济利益，因此于非洲树立的“经济动物”形象一时难以得到改善。进入21世纪，为了摆脱这一负面形象，日本一方面通过软实力外交，同非洲加强在民生、文化交流领域的互动，借此提高非洲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另一方面，通过在对非外交中加入“人的安全保障”、环保、“共生”等援助理念，突出自身对非援助的“公益性”。实施上述措施的目的在于淡化日本对非外交的实用主义色彩［4］。

二战结束以及冷战的开始，促使日非关系以及日本的对非政策发生了变化。郸啸认为，从二战结束直至21世纪，日本的对非外交先经历了由经济中心主义外交向政经兼顾外交的转变，再由此向全方位政治化外交演变的过程。但作者也指出，尽管日本自冷战后开始扩大对非介入力度，但其对非政策本身仍受制于国际体系结构以及日本自身力量的缺陷，前者表现为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缺乏影响非洲的力量，尤其是欧美等国重新积极介入非洲事务，使得日本不得不依附于之，后者指仅凭日本突出的经济实力，尚不足以弥补其在军事、政治领域方面的不足，而这也是日本难以在非洲扩大其影响力的根本性缺陷［5］。

冷战结束之初，日本在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地位得以维持，但这也促使日本充当政治大国的权欲进一步膨胀。对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非外交的主要动向，罗建波指出，日本的新动向主要表现为争取非洲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以及扩大对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前者的具体措施包括召开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继续维持高额的对非援助、在亚非合作中发挥主导和衔接作用；后者的具体表现为，通过多种渠道参与治理非洲的纷争问题、根据非洲国家民主化推进程度采取奖励或惩戒。作者认为，促使日本加大对非投入的动因主要包括日本对政治大国的诉求、争取国际经济的主导权以及非洲国家对外来援助的迫切需求［6］。

二、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对象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曾凭借经济实力，一度在对非援助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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