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刑侦剧警察类型化塑造的功能研究

武晶

新时代背景下，作为刑侦题材电视剧的表现主体，警察形象更像是透视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窗口，其不仅能够让观众体悟传统与现代、法律与道德、理智与情感等二元关系折射出的诸多深刻命题，也能将观众以荧屏审美路径引向更深层、更细微的对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荣辱观、情感观的思考。基于此，刑侦题材电视剧如何更好地通过警察形象的呈现来深入表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内涵、精神价值与核心追求，从而实现对观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审美引领，这些“人物论”功能维度的议题有待探索。

一、警察荧屏形象的社会理念引领功能

刑侦题材剧中的优秀警察形象体现出“人民性”的价值意识和精神立场，践行着执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以及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完成了新时代语境下的文化人格共同体想象——以人民为中心的公仆形象。这些“人民公仆”在电视剧中的表现发挥着多重社会引领功能。

一是彰显出人民至上的理念。许多刑侦题材剧中警察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意识深深镌刻进改善民生福祉、维护人民利益的行动中。《湄公河大案》《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狂飙》中的“领导型”警察为护佑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公义，从宏观层面上重塑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纵横捭阖地协调国际警务合作，依法严厉打击黑暗势力，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神圣的使命；《营盘镇警事》《小镇大法官》《江城警事》《小镇警事》《警察荣誉》等剧中的警察通过“和稀泥”“多费点唾沫星子”等接地气方式调解民事纠纷，和人民“打成一片”，架起了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彰显了为民解难纾困的职业追求。

二是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理念。《人民的名义》《谜砂》《决胜法庭》等剧中警察的具体行政执法行动注重程序的正当性，努力让每一个案件的处理都在“阳光”下显现，传播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法治理念；《因法之名》《沉默的真相》中的新一代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敢于“刮骨疗毒”，推翻冤假错案，努力捍卫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也生动诠释了“自我纠偏”“疑罪从无”的现代法治精神。

三是体现出坚决改革的理念。《巡回检察组》中以巡回检察组组长冯森为首的新?r代法律人以实际行动捍卫并践行着监狱检察方式的重大改革成果——巡回检察制度。剧中，在“九三零案”重启调查中，疑点重重，阻力重重，冯森与驻监检察室主任罗欣然不惧黑暗威胁，不负人民期待，坚决探寻真相，在办案过程中坚守职业精神，最终邪不压正，案件里的层层迷雾被一一揭开。应该说，《巡回检察组》塑造的新时代检察官形象拥护了重大改革成果，从而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权威。

上述刑侦题材剧中的诸多警察形象显现出与西方“警匪片”不同的文化思想光芒——“清正廉明”的“清官”文化与儒家“内圣士风”的“君子”文化。他们身上散发着儒家文化倡导的“为政以仁”“守中达和”“济众爱民”“敬事而信”的君子魅力。这是当代荧屏创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适应时代要求的艺术创新。在上述诸多刑侦题材剧中，充满改革/保守、人治/法治、公义/私利、坚守/堕落等二元对立的矛盾，警察形象在一波三折的荧屏叙事中不断获得内涵的丰盈和性格的饱满。这些新时代警察荧屏形象是人民“保护神”的群像谱系。比如，在《警察荣誉》中，“成长叙事的独特叙事价值在于能更好地凸显人物角色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而在《警察荣誉》中则突出了四位刚从警校毕业的新民警与自媒体时代全民监督的社会大环境之间在价值理念上的矛盾与冲突。”[1]与之对比，《破冰行动》《人民的名义》《猎狐》《冰雨火》《他是谁》等剧中也展现了部分堕落警察的形象，对现实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二、警察荧屏形象的类型化主角功能

在刑侦题材电视剧中，警察大都属于叙事学中的“功能性人物”，具有明显的“角色功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才使得刑侦题材剧中的人物塑造有更多规律可循。苏联语言学家普洛普（Vladimir Propp）与立陶宛裔语言学家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等学者都曾对人物角色功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阐释。结合剧中警察在侦查过程中的角色构成，我们将警察荧屏形象分为主角和配角，其中主角又可分为运筹帷幄的指挥者和智勇双全的执行者。

（一）运筹帷幄的指挥者

新时代刑侦题材剧中塑造了一批领导干部形象，他们在剧中常常是配角，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特别是在案件停滞或万分危急时刻给予主要执行者以一臂之力，在叙事功能上起着加速推进或延宕叙事时间的关键作用。在作品呈现中，这些领导者的正面形象往往是警察群体中的优秀成员、人民公仆、时代的改革者和带头人。他们清正廉明、勤奋务实、关爱下属，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具体来说，他们兼具“棋手”“伯乐”等身份特征。

一种是运筹帷幄的“棋手”。他们本身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善于从大局观上来分析和把握问题。在与犯罪分子的对弈中巧妙布局、精心谋划，为其布下天罗地网。如在电视剧《破冰行动》中的省禁毒局局长李维民富有韬略、善于布局，堪称“围棋高手”。他与李飞、赵嘉良里应外合，接连上演“欲擒故纵”与“釜底抽薪”，将林耀东逼入绝境。正是由于李维民战术得当、布局精妙，才将严密管控、滴水不漏的塔寨村攻克。

另一种是慧眼识人的“伯乐”。他们公道正派、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并关爱、信任下属。在执行者遇到生活难处或犯下重大错误时，他们也会像慈母一样悉心关怀或像严父一样批评教育。每当主要执行者的侦破进程或者反腐事业遇到无法破解的阻力时，往往是他们的表态、支持和暗中保护，确保了正义事业的顺利推进。例如，《湄公河大案》中的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江海峰能够知人善任、唯才是举，他深知高野是个难得的缉毒人才，能够委以重任。在高野能否加入“10·5联合专案组”一事中，江海峰突破重重阻碍，力保高野加入专案组，并指挥其不断取得侦破工作的新突破。在江海峰的悉心栽培和暗中保护下，经历生死考验的高野也逐渐认同依靠纪律的权威凝聚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从而完成了自我超越的成长蜕变。

（二）大智大勇的执行者

警察执行者通常是刑侦题材剧中的主角角色，是叙事进程中主要“行动元”。他们身上往往凝结着观众的英雄情结和想象投射。这些超凡和平凡的融汇通常执法者智勇双全的审美特征。“智”强调一种吻合的理性与智慧，“勇”则代表了具有阳刚之美的英雄传统。儒家传统中推崇的是刚柔并济，智勇双全则体现着刑侦题材剧对“中国式神探”的审美想象。

第一，“中国式神探”的“智”“勇”品质恰恰体现在其与罪犯/对手斗智斗勇的深度较量中。在这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罪犯是设谜者，警察是解谜者。表面看来，警察无疑是主动的，他们在案发后迅速登场、调查取证、审讯嫌疑人、拘捕罪犯。但同时，他们又往往是被动的，自己在明处，对手在暗处，需要经受种种艰难的考验。但刑侦题材剧的叙事逻辑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关键时刻“中国式神探”们集思广益，形成合力，最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二，警察主要执行者的“智”和“勇”并非完全对等，而是在不同作品类型中各有侧重。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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