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唐永亮　王振涛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已过半个世纪，其间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中日两国国内状况的变化，两国政治关系在波动中前行，而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文化交流成为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以日本研究为切入点，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主体和重要事件为抓手，尝试分析中日学术交流的过程、特征及作用，或为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关键词：学术交流；中日关系；主体性；智库

中图分类号：G25;D8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2-0049-12

DOI：10.14156/jki.rbwtyj.2023.02.005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两国进入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回望历史是为照亮未来发展的道路。学术界从经济、外交角度回顾与展望两国邦交历史的著述比较丰富，但从学术交流角度加以梳理的成果并不充分①。本文以日本研究为切入点，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主体和重要事件为抓手，尝试分析中日学术交流的特征及作用，为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一、概念厘定

所谓“学术”指的是“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而“交流”一词在《辞海》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交错地流淌；二是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作为两者结合的“学术交流”则是指不同国家、团体或个人相互交换学术知识、经验和方法，以促进相互理解、互学互鉴。其中，国与国的学术交流，尤其是人文学术交流更为复杂，其与跨国文化交流、跨国民间交流和文化外交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必要厘清跨国学术交流与这三者间的关系，以明确其内涵。

跨国学术交流与跨国文化交流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跨国文化交流是不同国家间“人与人之间的文化流动”［1］526，周一良认为其具有双向性和选择性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在总的时空范围内，中外的

文化交流总是有来有往的”［2］2;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上先进国家吸引和影响后进国家”［2］5。跨国学术交流属于专业性文化交流的一种，具有文化交流的共通特征，但相比音乐、电影、文学、艺术、体育等文化形式通过作品、行为等直击人们心灵，诉诸情感、审美的共享与共?，跨国学术交流更具主体性立场，也就是说科研人员往往在学术交流中持有本国问题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且因科学研究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统一，故跨国学术交流中也不免会有学术争论。

跨国学术交流与跨国民间交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宋成有将中日间的交流渠道分为官方、民间和半官半民三种［3］。跨国民间交流是指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民间人士或团体间开展的跨国交流活动，其内涵丰富，非官方的团体或个人间开展的跨国学术交流也属于民间交流范畴。但是，相较其他跨国民间交流活动，跨国学术交流因主体是学术团体或学者，其往往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发挥面向政府的智库功能，且这一功能在进入21世纪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对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跨国学术交流与文化外交也关系密切。文化外交是指以传播、交流与沟通文化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外交。具体而言，“文化外交是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以教育和文化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和展示、文化产品和贸易等手段，促进国家与民众间的理解与信任，以及构建国际形象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4］而跨国学术交流因具有超国界性，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际竞争逐渐表现为各国综合实力的比拼，故跨国学术交流也逐渐被视为一种传播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外交手段，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相比文化外交的其他形式，跨国学术交流更具专业性。

总之，国际学术交流具有主体性、互动性和专业性特征，是双边、多边关系中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本文将从国际学术交流的这三个特征出发，探讨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围绕日本研究展开学术交流的历程、特点与作用。

二、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研究学术交流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并未拒绝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开展友好往来，依然重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195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思想，不断扩大与日本在贸易、渔业、文化、体育、和平事业、日侨问题等方面的民间交往活动。这一时期，松村谦三、川崎秀二、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池田大作等日本社会各界人士都“以实际行动贯彻个人信念”［5］，不仅推动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在疏通两国政府与执政党间的政见方面，也发挥自民党政权的对华管道机能”［6］，间接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

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敌对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此后，“中日交流逐渐呈现官民并举的新局面”［7］28，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交流活动日益活跃。依据不同时期学术交流的特征与趋势，大致可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分为三个时期，即恢复期（1972—2000年）、发展期（2000—2010年）和深化期（2010—2022年）。

（一）1972—2000年：日本研究学术交流的恢复

1963年12月，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发出“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指示，在国务院批准下，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在1964年相继成立日本研究所（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成立的成建制专业日本研究机构［8］。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围绕日本研究的学术交流逐渐步入正轨。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中国兴起了一股“日本热”，“不仅向日本派遣许多视察团，而且邀请众多日本专家前来中国”［7］28，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即便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两国关系时有摩擦，但围绕日本研究的学术交流不仅没有受到根本影响，反而朝着不断扩大规模和加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吴廷?、周一良、邹有恒等学者利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发表诸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代表性成果有吴廷?著《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明治维新与资产阶级革命》等，周一良著《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等，邹有恒著《1837年日本大盐平八郎起义失败及历史意义》《日本长州藩天保改革的性质和意义》等。），为新中国的日本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的弟子成为中国日本研究的中坚力量，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日本研究学者。但是，中日学术交流的长时间停顿，导致这批学者很难获得一手史料和日本最新研究成果，发展面临瓶颈。在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派遣专家和学者来到中国讲学，教授中国学人日本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并资助中国研究者赴日本学习。20世纪70年代末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史讲习班、北京大学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班、辽宁大学日本史研修班、“大平班”（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为加强日中文化教育交流，代表日本与中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决定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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