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

周健 邓晶晶

摘 要：“人口红利”是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奇迹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要素，但一些国家的人口红利在创造经济奇迹之后已开始逐渐衰退。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其能够减缓人口红利的衰退，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吗？在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劳动就业率、人力资本以及资本深化水平缓解人口?利衰退的理论基础上，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引入三变量交互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DIF-GMM和SYS-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的衰退具有显著的减缓作用。该减缓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就业率、人力资本以及资本深化水平间接实现的，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影响人口红利的传导路径不具显著性。

第二，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

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南部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西北部地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衰退的减缓作用较西北部地区突出。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的南方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北方地区明显，较为特别的是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人力资本影响人口红利的系数较南方地区大一些。以国家统计局三大地带为划分标准的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劳动就业率、资本深化缓解人口红利衰退的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而西部地区通过人力资本缓解人口红利衰退的边际能力却强于东部、中部地区。

关键词：数字经济；人口红利；劳动力就业；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3）04-0001-2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25

一、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世界各国关注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人口红利”是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奇迹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要素，但人口红利并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只是提供了一个有限的机会窗口，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人口红利在创造经济奇迹之后已开始逐渐衰退［1］。那么，作为人口红利收获典范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了吗？答案是否定的。2021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作出了“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的官方判断【

见国家统计局网站“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tjsj/zxfb/202105/t20210511_1817274.html】。

在“一带一路”倡议

背景下，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探索如何减缓人口红利的衰退、在有限的人口机会窗口内收获更多的人口红利，不仅有利于讲好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故事，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其改变着企业、居民和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产业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式，为推动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2-3］。据测算，2012—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由21.6%提升至39.8%【 参见《回眸2022，十组数据看亮点》，http：//news.china/2022-12/29/content_85032500.htm】。那么，其作为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新型战略性组织形态［4］，能够减缓人口红利的衰退、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吗？学界对此已有少量讨论，虽然都得到了数字经济对人口红利具有积极影响的结论，但鲜有关于数字经济影响人口红利理论的系统分析。有研究认为，数字化是推动人口结构转型的重要经济因素［5］，人口红利和数字鸿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逆向关系，解决数字鸿沟所产生的数字红利可以极大地促进人口红利［6］。还有研究认为，数字化可以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将对数字时代的整体经济表现产生积极影响，由此需要关注如何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机遇，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经济部门的人口红利潜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7］。

综上可见，学者们对于数字经济影响人口红利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极有借鉴意义的成果，但直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影响的文献较少，在理论和实证层面仍然存在改进的余地：首先，数字经济影响人口红利的理论框架有待完善。一是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有待深入剖析；二是数字经济对人口红利的影响错综复杂，鲜有文献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有待改进。现有文献多根据研究需要选取少数代表性指标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指标的涵盖面不足；

或使用二手数据合成指标，这些会影响数字经济测度结果的合理性以及结论的可信性。基于此，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影响人口红利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使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构建数字经济影响人口红利的研究框架，并利用2013—2020年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引入三变量交互项的双向固定效应、动态面板等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旨在阐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减缓人口红利的衰退，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定

1.人口红利概念的界定

自梅森（Mason）1997年在《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中首次提出人口红利以来［8］，人口红利的概念在不断的争论中得到了丰富与完善。部分学者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角度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布鲁姆和威廉姆森（Bloom & Williamson）指出，死亡率和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会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而此时经济增长将更加迅速，人口结构转型也就形成了人口红利［9］。梅森和李（Lee）认为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被抚养人口增长速度时，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便产生了人口红利［10］。也有部分学者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角度理解人口红利：一种见解是人口红利是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和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而存在的［11-12］；另一种则认为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这一人口条件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13-15］。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便可以产生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16］。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7-18］。总的来说，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概念的界定千差万别，但都认同人口红利的核心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此外，人口红利的类型也得到了扩展。主要包括第一人口红利（传统人口红利）、第二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

、配置型人口红利等［19-21］。同时，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也逐步从本源的数量概念扩展为关于老年人口储蓄、教育和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迁移流动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些扩展的人口红利类型，很可能会混淆人口因素与人口以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如国家统计局所作出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的判断，本文旨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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