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学为用”的第一次失败

（1865—1895年）

从1865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三个特点。第一，清王朝对国家的统治暂时得到巩固；第二，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蚕食把中国推向了被瓜分割裂的边缘；第三，新的社会力量在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

同一时期，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剥削方式发生了三次转变：鸦片战争之前，商业资本是主要的剥削工具；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产业资本是主要的剥削工具；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成为主要剥削工具。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主义和列强入侵的斗争，也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阶段和形式。通过这些斗争，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未来的奋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早在扑灭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王朝发现自己拥有了相对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这些军队装备了西方的火药武器，并由中国新型的地主阶级将领们统帅。这些将领都是在清朝统治危机中崛起的。依靠这些新生力量，清王朝消灭了其他地区的反抗起义。这一过程持续了几十年。

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些起义的特点。

捻军起义发难于1853年，持续了15年。这一起义席卷了华北地区的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并扩展到中原地区的相邻省份和西部一些省份。捻军起义是一场以平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农民运动。起义军保护贫者，打击统治者和富人，从而赢得了民众广泛热烈的支持。捻军早期的军事行动与太平军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到其后期，一些太平军的余部也加入了捻军。就军事方面而言，捻军表现出高超的游击战术和战略——快速机动，伏击战，从假装撤退迅速转向猛烈的反击，以及如迅马疾风般的闪电骑兵战。另一方面，捻军的弱点在于没有能够建立稳定的根据地，也没有能够建起一套行政统治体系。在捻军发展的全盛时期，其战士曾达到了10万人。这支军队包围并消灭了清朝最高将领之一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统帅的军队。1865年，在一次骑兵遭遇战中，僧格林沁被捻军杀死。清王朝深感自己的首都北京遭受捻军的威胁，于是，由民族的叛逆者李鸿章作为统帅，清朝投入了全国的重兵来绞杀起义，并又一次得到英军和法军的帮助。至1868年，捻军起义被打败。

1872年，起源于贵州省的苗民起义历经整整18年的斗争后，被清朝统治者镇压。这场苗民起义也曾经与太平军的一部相互配合，并肩作战。

1873年，左宗棠摧毁了西北地区陕西省和甘肃省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回民起义。这次回民起义曾经与捻军联合作战。同一年，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的一次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起义被镇压。这次起义早在清王朝忙于镇压太平军之时就开始了。

上述波涛汹涌的农民起义覆盖了几乎整个中国的版图。这表明，中国的各族人民，再也不能够忍受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剥削。这个社会已经处在危机之中，而帝国主义的入侵又加剧了这一危机。起义军之间的并肩作战和相互配合虽然是零星和局部的，也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已经说明，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民族不平等的强烈痛恨已经直接指向统治者和贪官污吏，而并不是针对汉族劳动人民。虽然有的起义形式上遍及了全国，但从实质上讲，这些起义都是农民的起义。而且，正如武装起来的几个民族的兄弟曾经和谐并肩地战斗一样，封建统治者们对起义的镇压也是配合默契的——从清朝的满洲贵族统治者到汉族地主将领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和蒙古王公僧格林沁等，都是如此。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无论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基于“分而治之”的原则，一贯的伎俩就是在各民族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厚此薄彼。中国的各族人民，虽然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统治者这种分化瓦解阴谋的影响，但他们在反抗共同压迫者的斗争中，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找到彼此共同的立足点。因此，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是，中国各民族的联合统一，是基于古老的经济和文化的互通交融，即使历经几千年的王朝更迭，还是如此。民族无论大小，离开了其他民族的帮助支持，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这一点更加清楚。

中国人民以暴力反抗一个垂死的封建王朝，而封建王朝对人民的镇压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血腥和残忍，无数的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众遭受屠杀。仅贵州一地的苗民起义，就有100万苗族群众被杀害。正如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之后中国中原地区的情形一样，在西北和西南地区，整个省区的农村都被变成了半沙漠地区。中国的人口在农民起义之后剧烈减少了。

中国的贫困阶层和受压迫者在反抗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得以苟延残喘。对于统治者雪上加霜的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遭受了更进一步的屈辱。仅仅数年之前，清政府还拒绝外国公使进北京，而在1867年，其却派遣了一个由美国人蒲安臣担任团长的中国使团出使欧美国家。

外国的探险势力和政治团体，开始在中国的陆地边界以及沿海地区从事各种活动。

通过缅甸，英国力图把云南的穆斯林起义操纵在手，向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起义领导人被诱导，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英国）。

英国将自己的阴谋披上了建立“泛伊斯兰”国的色彩以拉拢土耳其，它们唆使挑动了封建贵族阿古柏（Yakub Beg）的武装反叛。这一反叛于1868—1879年发生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阿古柏是一个塔吉克贵族，甚至不能算是地道的新疆人。英国人试图让阿古柏把喀什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使之变为中国和印度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国。T.道格拉斯·福赛斯（T. Douglas Forsyth）是英国驻印度总督手下的一名官员，他与阿古柏的武装叛乱及阿古柏里通外国的勾当，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T. 道格拉斯·福赛斯与阿古柏签订了1874年的所谓“条约”。按照这个条约，英国对于中国领土蚕食的计划分为两个阶段：阿古柏首先被迫将靠近喀什米尔的一些地区割让出去，同时，另一份声明将提交给清朝政府，这份声明会规定在中国和喀什地区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当阿古柏政权摇摇欲坠时，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威妥玛（Sir Thomas Wade）向清政府提出了一项建议，内容是“阿古柏可以投降，但前提是阿古柏保留其王国，而中国作为其宗主国”。][1]英国的其他企图还包括分裂新疆，将其南部划归英国，北部划归沙皇俄国。

虽然上述所有的阴谋都告失败，但英国还是处心积虑地在喀什地区建立并维持了一个总领事馆，并给其配备了一支军队。这个领事馆在此地区存在了十几年，目的是为了在此地制造更多的乱子。[2]除1889年由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所主持的一次探险活动之外（就是这位弗朗西斯·荣赫鹏后来带领军队入侵了西藏），其他英国人也在边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探险行动。这些探险的结果是，英国人夺取并控制了邻近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些山地国家，如吉尔吉特和罕萨。弗朗西斯·荣赫鹏在其后来的自传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他早期在边界地区收集情报的目的，就是“打探从北方进入喜马拉雅地区的所有关口和通道”（例如：从中国内地和其他国家进入喜马拉雅地区的所有关口和通道，而不是从印度领土）。再后来，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