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学为用”的第一次失败

朗西斯·荣赫鹏这样描写他对英国在边界地区进行探险侵略的支持：

绝不能放过任何机会。边界地区应当有一个我们的代言者。这个代言者应当机警如雄鹰，时刻准备着去为我们获取利益……如果失去机会，那将意味着政府需要数年的艰苦努力才可能弥补损失。

弗朗西斯·荣赫鹏所描述的“复合型”的侵略方式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只要有机会，就赤裸裸地掠取土地；其二是持续不断、孜孜以求的“艰苦努力”，它意味着耐心地对中国的边疆领土进行欺诈耍骗，逐渐对其主权状况进行“注水”稀释，直到其降为宗主国的土地，再到其变为“缓冲地”，再到其最后注定完全变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一为英国政府所极为欣赏的策略，在西藏问题上得到了特别一贯的忠实执行。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新疆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边界划定种下了恶果。同时也造成了其他问题，使印度渗透到自古以来中国的领土之内，对于那些地区的主权即使腐朽的清政府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与英国在新疆南部的阴谋如出一辙，沙皇俄国的侵略是通过派遣军队到新疆北部的伊犁地区，进而实现其吞并该地区的野心。1881年，它部分地撤出了该地区。但通过1881年与清政府在圣彼得堡签订的条约，另一部分地区被割让给了俄国。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沙皇俄国和英帝国，它们彼此总是习惯上振振有词地把对中国的侵蚀，说成是为了反击对方、保卫自己权益的正当行为——甚至有时把它们的侵略行为说成是为了保卫中国不被侵蚀瓜分。类似的论调，我们在英国的历史著作里依然能够找得到。同时，这种论调在最近苏联的历史著述里也已经死灰复燃。其表现就是致力于重新美化掩饰前沙皇的扩张政策，而这些在此前早就被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却又实实在在地揭示于世人之前。事实上，无论那时的沙皇俄国还是英帝国的打造者们，都不是在进行所谓的“自卫”，它们双方都是赤裸裸的掠夺者。无论俄国还是英国，它们双方绝不是为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着想，而是忙于无休止的争吵以及条约的签署，无论公开地还是秘密地，私人地还是国家地。它们忙于确定各自在中国的哪一部分下刀切割，根本不顾这些地方是在中国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还是在广大汉民族居住的中原地区。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它们自己之间不发生火并。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海疆以及朝鲜的侵略急剧加速。从1867年到1871年，美国佬武装入侵了中国东北地区的邻居朝鲜（在第二次的入侵中，美国佬的军舰炸死了350名朝鲜人）。1871年，日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这似乎意味着双方将结成某种联盟。美国对此心急如焚，于是它唆使日本直接将琉球群岛吞并（冲绳群岛）。长久以来，琉球既交好于中国也讨好于日本，依违于两者之间，是美国海军一直欲据为己有的地方。为了使中日之间的关系雪上加霜，驻东京的美国大使还帮助日本组织了对中国台湾省的攻击。美国军舰早在此前的1850年就“光顾”过台湾，1867年又来过一次。这一次，一只美国运输船被租给日本人运送日本军队，同时，一名熟悉台湾岛的美国官员李仙得（C. W. Legendre）担任了日本人这次探险的向导。日本人于1874年实实在在地登上了台湾岛，但为了在将来完全吞并台湾（1894年），它不久即先撤回了。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地缩短了从欧洲到中国的航运里程，这使得西方的军舰和商船能够比以前更快、更安全、成本更低地航行到远东地区。由此，作为帝国主义入侵埃及的产物的苏伊士运河，加重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侵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心全意支持埃及于1956年从殖民者手中完全收回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水道的主权此举在历史上是多么公正，对于中国自身的安全来说是多么重要。这条水道极为密切地关系着整个亚洲的命运。

看到了工业尤其军事工业是西方武装力量的“机密”所在之后，一批主张“西学为用”的中国封建官员们，开始寻求在中国建立某些实用产业，借此来为清王朝撑腰打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官员们受到了日本的极大刺激。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在没有动摇其封建本质和没有改变其基本社会结构的前提下，逐渐建立起一套强大和令人敬畏的工业体系。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到1880年代早期，李鸿章、曾国藩和左宗棠在政府管理体制下，兴办了一批为数不多的兵工厂、造船厂和煤矿、铁路运输线以及后期的纺织厂。

然而，这些第一批在中国出现的机器工厂，无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加强中国的国防，后来证明它们发挥的作用都微乎其微。这些中国早期企业的大多数或者注定走向衰败破产，或者逐渐被外国人所控制。日本的大商人和封建势力在1860年代之后建立了联盟，这种联盟引导日本工业在更广泛的封建农业基础上顺利发展。相比之下，在中国主张“西学为用”的洋务官员们不允许私人资本投资工业实业，他们只追求把一切垄断控制在自己手中。

中国没有走向日本发展道路的另外一条原因是，它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与日本不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得到了美国的庇护，而英国则开始把日本作为其在远东牵制沙皇俄国的一枚得力的棋子——为此英国不断给日本撑腰打气。但是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贫弱但幅员广阔资源丰富，被列强当作纯粹的猎物而不是同盟者。中国是众多列强企图削弱的对象和最终肢解瓜分的对象。

所以，在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进入垄断帝国主义的时代，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都迥异于日本，因而中国也就不可能仿效“日本模式”去实现近代化。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前提要求是，用人民的革命去打碎外国的殖民侵略以及国内封建势力的统治。

左宗棠1868年在福州建立的马尾船政厂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这所当时闻名遐迩的国防兵工厂里，所有的工程师、大部分的工头以及熟练工人都来自法国。早在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帮助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左宗棠就已经与法国建立了联系。在马尾船政厂，中方给法国工作人员提供的待遇高昂得令人想到给皇帝的贡物，而绝不是一般的工作报酬。法国技师的薪水是中国同行的十倍，而工头的薪水则是中国同行的五倍。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由于之前参加了雇佣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日意格策划了使用蒸汽炮舰轰击镇压太平军的勾当），作为奖赏，他得到了船政长总工程师的职位。日意格的年薪是高昂的9.6万法郎（每月1000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各种补贴。使清政府财政雪上加霜的是，造船厂被那些安插在各种有名无实职位上的中国官员们无情地榨取着油水。

不仅船政厂所需的机器全部依赖进口，其他所需的钢铁、煤炭甚至木材也全部进口。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船政厂根本没有与国内的辅助附属企业发展合作关系，也没有与国内的现代运输企业进行合作。在中国内地，船政厂所需的所有原材料都是应有尽有的。开设船政厂所需的资金来自海关岁入和各省的税金。海关税收的绝大部分早已被外国人所控制。而各省税金的多少则取决于各省封疆大吏的心态和兴致。因为，对于整个船政厂的事业，并不是所有的督抚都与左宗棠的想法一致。结果是，虽然船政厂雇佣的工人达3000人之多，几艘质量上乘的兵舰也顺利建成并表明了中国工匠们能够掌握新技术的天资，但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