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改革者及其失败

（1898年）

对于如何拯救中国的问题，提出最果敢和最激进答案的，是一批最早被派到外国留学的青年爱国人士。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物是孙中山博士。他是伟大的、不屈不挠的民主革命家，早在1894年就组建了一个政治团体——兴中会（或者称“复兴中国协会”）。兴中会的政治纲领是推翻清廷（满洲政府），进而消灭整个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的、类似于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面旗帜指导下，兴中会于1895年首先在广东举行了武装起义，尽管，起义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代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最激进的阶层。他们后来又在华南、华中地区各大城市发动了一些更大规模的起义。在洋务派官僚举办垄断工业失败之后，1897年在长江流域各省已经建立起30家私营的棉纺厂。

孙中山还代表着海外华人中大多数人的认识。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到海外的移民急剧增加。从1860年开始，根据《天津条约》，清政府允许列强各国从中国征收“苦力”作为劳工役使，于是，大批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被送到马来亚、夏威夷、美国、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做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些人便成了企业家。这些海外华人受到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他们当然盼望中国能早日富强、实现现代化，使他们能够得到中国的有效保护，能够在当地生活。这些海外的中国生意人也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片投资领域，而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同在国内的年轻革命者们一样，他们对封建王朝和儒家教条毫无兴趣。吸引他们的政治形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与此同时，在官员和学者中也出现了一种改良主义的、非革命的维新运动。他们代表了当时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中最讲求实利和比较保守的一翼。这些人来自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阶层。他们和那些主张西化的洋务派封建分子在策略上不同。洋务派们认为单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就能够挽救古老的封建制度。与洋务派们不同的是，改良主义者试图依照日本模式来改造中国的封建体制，使资产阶级能够与封建地主阶级一道，在有限的立宪制度架构内共享权利。这个阶层与孙中山代表的一派有根本的区别，即他们并不想推翻清廷的统治也不想消灭封建秩序。这批改良主义学者的代言人是康有为，此人既饱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满腹经纶。

康有为和他的信徒们一提起太平天国起义就十分恐惧，他们向光绪皇帝上书，主张“温和的改革”，以避免新的农民革命。在这一点上，改良派又同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的观点大为不同，孙中山对太平天国革命满怀敬意。如果说，孙中山关于共和政府的构想来自他早年接受的西方教育，那么，他的革命精神，则更多地来自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这是他自幼年在农村生活时就深受感染的。但在实际行动中，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又很少与农民阶级发生联系。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军官身上，依靠这些人组织革命行动。

维新运动实质内容的显著特点是康有为发起并组织了“公车上书”，即组织当时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公开上书皇帝，请求及早采取改革措施以挽救民族危机。这些奏折由于被大臣截留，并未送达到皇帝手中，但其作为改革的蓝图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康有为本人也奔走呼号于全国各地进行鼓吹宣传，同情和支持者们把康有为的主张在他们建立的各地学校和报刊杂志上广为流布。康有为最终得到年轻皇帝光绪的召见。此时的光绪帝正在试图摆脱代他主持政务的慈禧太后（他的姨妈）的控制。维新运动风行一时，帝党一派认为这正可以作为反击慈禧太后死硬顽固派的政治筹码。同时，国际因素也影响着帝党和后党之间的角逐。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倾向于倚靠沙俄，而帝党和维新派则得到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支持。

从1898年6月11日到1898年9月11日的100天中，史无前例地，光绪皇帝接连发布了实际上由康有为起草的一系列变法诏书。光绪皇帝下令废除科举考试，建立现代公共教育，包括开办一所大学（即京师大学堂）。他还下诏设立农工商总局，并授权其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设立铁路总局负责建设国有铁路；发展工业；开办矿业；各省普遍设立农艺和工艺学校，引进并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光绪皇帝其他方面的诏令还包括司法改革，全面练兵，撤除由满族贵胄把持的庸官闲衙，裁汰绿营，使之从事农耕，自食其力。

维新的结果不是改革的成功而是一场反改革的政变。古老的封建贵族统治表明，单凭一纸无力的诏书，哪怕是皇帝的诏书，也无法促使他们进行激进的改革。最终，连光绪皇帝本人也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软禁起来，直到1908年他去世。康有为和其他维新领导人只好仓皇出逃。来不及逃脱的维新领导人被逮捕并被野蛮地处死——他们被从腰部一刀砍成两半。

维新改革者群体存在许多局限，但他们之中的确不乏真诚谋国、才华横溢、勇于担当的人士。他们的活动唤醒了一大批知识青年，使他们认识到绝对封建专制的腐朽性，使他们认识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然而，由于维新运动不能够面对中国人民急需解决的任何基本任务，它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而归于失败。

1898年的维新派不愿面对中国封建王朝和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他们也无视这个事实，即封建专制制度所体现的权力并不仅仅在任何个人身上，哪怕这个人是皇帝。权力所代表的是整个反动统治阶级。从政治上讲，维新派是主张折中妥协的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具体到个人而言，维新派大都出身地主或官僚家庭。因此，维新派不能提出消除封建统治者权力所依赖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的纲领。他们更绝对不可能对农民——中国最广大民众——提出任何有利的方案设计，而只有农民才是扫除中国前进中的障碍的唯一力量。

维新派对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掠夺成性的本质，也没有什么认识。他们只是对国家的战败和被羞辱而怒火中烧，然而他们却接受了帝国主义者的谎言，说因为中国落后，就使得它不能在对外关系中与他国平起平坐。因此，维新派们认为，“效法西方”就会使中国赢得尊重，并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反而会支持他们走维新的道路。

维新运动被镇压之后，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道路的说教在国内失去了市场。在中国新兴起的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开始独领风骚。但这一变化在短时期内还不能展示出其项背。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民阶级再一次以武装的暴力冲向前。这一次，他们举行了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