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众的义和团起义

（1899—1901年）

义和团起源于反清的、带有中国传统神秘色彩的农民秘密结社；由于其活动包括一套类似于拳击的健身习武体系，其成员被外国人称为“拳民”。1898年，山东省正在以极其野蛮的方式被划为德国的殖民势力范围，德国人不仅在经济上残酷掠夺中国，还焚烧对教堂“不友好”的村庄作为惩罚，由此引发山东人民对德国传教士的极大愤恨。而且，山东人民与华北各省人民一样，对于这些传教士们公开地变成他们各自国家政府征服中国的急先锋，更是怒不可遏。1899年3月15日，在法国已经自行设立“保教团”的压力下，清廷下诏，对各国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授予各种特权，由此引发了群众更强烈的怒火。当时一位英国作家记录下了各项特权的内容：

主教可以享有与总督、巡抚同等的地位，以及与各省财政、司法、道台同等的地位；对修士、修女，可享有与县知事同等的地位……让天主教徒人人如愿得福，在教徒与凡人的诉讼中，凡人不能胜诉。从此以后，传教士插手司法案件成为司空见惯之事，经常导致怨声载道。[1]

虽然只有天主教徒才能享受这种由清朝官方授予的地位，但实际上各国的传教士都可借此被充当为其本国政府的代理人和观察哨。对各国尤其可以利用的是，传教士们不仅可以在条约口岸地区，还可以在中国一切城市内合法通行。这些滥用权利行为发生的时期，中国正在被帝国主义公开测绘以进行瓜分，像欧洲历史学家断言的那样那不是“疯狂的臆想”，其导致了1899—1901年反对帝国主义和传教士侵略的农民起义；同时也使得起义者们把中国的基督教徒，也作为外国侵略者的帮凶和保护者对待。的确，义和团没有提出过什么进步的社会纲领，也没有先进的组织形式。在社会纲领与组织制度上，其都不如半个世纪之前的太平天国起义。然而，要把这次运动称之为“反动”，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污蔑诽谤，恰恰相反，它是普通的中国民众为保卫民族生存、反对企图肢解中国的“文明”强盗而掀起的一场英勇的、自发的斗争。列宁当时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对义和团运动充满了敬意。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也都赞扬过义和团运动。例如，马克·吐温就热情地为“拳民”辩护，并嘲讽那些号召向拳民发动讨伐战争的“文明的卫士们”。

针对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对义和团战士“反对外国”的污蔑攻击，列宁简明有力地反击说：

对！一点不错，中国人民恨欧洲人，但他们恨什么样的欧洲人，为什么恨？中国人并不恨欧洲的老百姓，与他们毫无芥蒂。他们恨的是欧洲资本家，以及对资本家百依百顺的政府。这种人来到中国，纯粹是为了掠夺，中国人民怎能不恨他们？他们吹嘘自己为文明人，这只不过用来欺骗、掠夺和暴力行凶，中国人民怎能不恨他们？为了做鸦片生意、毒害中国老百姓，他们不惜开战，如1856年英国、法国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民怎能不恨他们？他们的这种掠夺政策，却以传布基督教的伪装来进行，中国人民怎能不恨他们？[2]

虽然马克·吐温并不是一位革命家，但在强烈正义感的驱使下，在美国掀起反华的歇斯底里狂潮中，他仗义执言，发表了《致坐在黑暗中的人》等一针见血的文章。马克·吐温以强烈的实事求是的文章，揭穿了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虚伪面目。他直言不讳地说，曾经代表革命意义的美国国旗，现在不能再用星条的老式设计这样飘扬下去了。他建议进行适当的改变，即把原来代表13个州的条形线，白色条纹改为黑色，把代表50个州的星星改为头骨和交叉腿骨的图形。马克·吐温号召爱好民主的美国人民从迷梦中觉醒，辨别清楚事情的真伪是非。这一时期他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现在到处都在说中国的事情，我是同情中国人民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把一切外国人赶走，永远不让外国人再进来。”[3]

列宁，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在他对他自己所处的环境（比如俄国帝国主义）的攻击中，强调了阶级基础，他写道：

如果我们要把事情说得实事求是、明白清楚，那么，我们就要说，欧洲各国政府（首先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它们像盗尸者搜刮尸体一样，对中国大肆掠夺；如果这如“尸体”般的中国试图反抗，它们就会像凶残的野兽一样，烧掉你的全部村庄，把手无寸铁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都赶进黑龙江里去淹死……

如何解释我们政府针对中国的毫无人性的政策？是谁从中受益？受益的只不过是一小撮大资本家和金融寡头而已。

列宁还特别地严厉批判沙俄政府千方百计用沙文主义来毒害老百姓的行径，并号召人民为此而斗争。他指出：

沙俄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是在嘲弄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在腐蚀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中国人民却从来没有压迫过俄罗斯人民。中国人民同俄罗斯人民一样，遭受到同样的祸害……因此，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任务，就是要全力并肩反击煽动民族仇恨、转移人民注意力、使工人阶级忽略了自己真正敌人的那帮人。[4]

与列宁的无产阶级立场，也同马克·吐温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立场。伯恩斯坦是德国“进化的社会主义”（相当于今天的“和平演变”论）的鼓吹者。他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不是加以谴责，而是以此为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提供辩护。他反对德国社会主义刊物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反对针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他写道：

中国被瓜分与否，德国人民对此并不感兴趣……但这个问题关乎德国人民的巨大利益……就是说，一切有关中国的事件，德国人都不得不有话要说。德国在华的商务利益，它有权提出抗议。至于占领胶州湾，就是维护这种权益的抗议……在我看来，我认为社会民主党反对这种做法从原则上来讲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资本主义者们极力兜售所谓的欧洲文明“优越”论，以此作为他们掠夺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合理依据，伯恩斯坦对此不但不予以反击，还试图让工人们与“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站在一起，而自外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他说，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思想。同时，我们要注意他在行文中竟然用了“我们”这个沙文主义的字眼：

考虑到我们德国目前每年需要从各殖民地地区进口大量的产品，我们必须同时让自己明白，那样的时刻终将来临，即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殖民地区进口一部分产品……而且，只能有条件地承认野蛮人占有土地的部分权利。文明程度越高，最终与其对应的权利也越大。这种行为的历史名号不是征服，而是土地开发。据我的观察，上述几点才应当决定社会民主主义对殖民地政策的主要立场。[5]

可以说，社会帝国主义（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行动上的帝国主义）是伯恩斯坦的发明。不幸的是，这种思潮并未随他而终结，也没有仅限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圈子之内。

今天，控制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们已经背离了列宁的路线，正如当年伯恩斯坦背叛了马克思一样。他们鼓吹“有限主权论”和“国际分工论”，要求别人向他们供应“殖民产品”。在本质上，他们重复高唱的是伯恩斯坦的所谓“更高文明享有更大权利”、“开发是历史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