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资产阶级革命

（1901—1911年）

从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到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清王朝，在此十年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屈从地位，经济上也日益依赖于外人。中国变成了孙中山所说的“次殖民地”，变成了一头不止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都可以来榨取掠夺的奶牛。

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在中国的投资高达15亿美元。铁路依靠外国银行强迫的贷款来修建，从1902年的只有560英里到1912年猛增到6000英里，通车里程增长了11倍之多。这些铁路的首要功能是为外国股东们提供红利，并便于输出中国的资源，输入外国的制成品。

外国资本还渗透并夺取了前一段时期由“洋务派”兴办起来的工矿企业。

李鸿章所创办的开平煤矿，就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例子。它的所有权被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国）夺走，完全由一名美国工程师从中内外勾结操纵，上下其手。这位工程师名义上是中国政府聘请用于开发矿产资源的技术顾问，但实际上是为伦敦金融家卖力，目的是为盗窃这一矿产。此人的名字叫胡佛（Herbert Hoover）。他自称开发此矿的目的是“让矿山通过伟大的科学技术从别人身上赚一笔大钱”。[1]果然，随着他在澳大利亚、南非、尼加拉瓜、缅甸等地推行这种赚钱的“伟大的科学技术”，他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慈善家”，最后登上了美国总统（1928—1932年）的宝座。这位在统治阶级中“受人崇敬的老政治家”一直活到20世纪60年代。胡佛作为帝国主义“专家顾问”的典型人物，值得认真研究。1900年，胡佛恫吓威胁中国的官员（当时是胡佛的上司），并许诺说，只要中国把开平煤矿交给他，就会有大量外资投入公司（当时华北刚遭受八国联军的摧残，胡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开平煤矿的控制权）。1912年，伦敦的中国工程矿务公司代管了开平煤矿，胡佛成为英国公司的董事之一。1912年，开平煤矿成为开平煤矿管理局的核心矿山。而当英国法院的乔伊斯（Joyce）法官在听取中国控诉胡佛一帮人的诈骗案时（胡佛对矿山没有分文的投资）竟然说（见1905年3月2日《泰晤士报》报道）：“就我所知，发起人已将其本人和亲友持有的债券全部偿付，但我估计，还有424,993股未偿付。”开平煤矿除了英国人是大股东之外，还有若干比利时人也成为了新公司的股东，这些比利时人都是公认的残酷剥削刚果人的老手。[2]

在中国，胡佛除了以侵占兼并中国的矿产出名之外，还因“复兴了”中国的“苦力”生意而著名。他在担任开平煤矿董事长期间，不但运出原煤，还贩运工人到外国做契约奴工。仅1904—1910年间运往南非德兰士瓦省一处的工人，就约有5万人，这种奴工每天工资25美分，若由于工伤死亡只能得到50美元的抚恤金。[3]

张之洞兴建的汉冶萍钢铁厂没有成为中国重工业和国防的基地，却遭受了与开平煤矿同样的命运。汉冶萍钢铁厂早期依靠德国贷款支持，后来又依赖日本的借款。汉冶萍钢铁厂的殖民地性质和状态，通过美国钢铁大王、伯利恒钢铁公司老板施瓦布（Charles Schwab）的声明，我们会看得十分清楚。施瓦布说，他发现从中国进口生铁供应自己在旧金山的工厂生产，比从自己在美国匹兹堡的工厂往旧金山的工厂运输生铁费用方面要便宜一些。

东北地区的鞍山和抚顺，分别蕴藏着丰富的铁和煤，却被牢牢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一倍多，但结果却是，中国变成了向外国出口原材料而为帝国主义国家消费商品的市场。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上升，对外债务越来越沉重。

在中国的重要城市里，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沙俄、德国和日本的金融垄断企业，都纷纷设立了银行和金融分支机构。

结果是，在中国社会内部，“买办”资产阶级随之进一步发展。商业“买办”成了外国企业在华倾销的代理人，通过他们，外国商品被输送到中国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又从各个角落，搜罗收购自己期望用于出口的原材料。银行买办则代表外国金融资本与当地地主、高利贷者资本以及部分商人资本的联合体。这个群体是帝国主义向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的无所不在的帮手。

但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轻工业，尤其是面粉工业和纺织业却得到迅速发展，这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在进一步壮大。与买办阶级不同的是，这一部分资本家阶级希望看到中国强大、独立、经济上得到发展。

对于中国依赖从外国进口机器甚至原材料（如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民族资产阶级极为愤恨。这种状况是由于封建落后、国内交通阻塞无法从内地各方供应原材料而造成的。国内企业还遭遇外国货品的竞争压力，由于进口关税不许超过货值的5%，外国洋货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倾销。更有甚者，中国的民族企业被迫与外国工厂在不平等条件下竞争（在治外法权条件下，外国工厂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可以减免征税）。以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为后盾，外国资本和投资不断大举进入中国，而清廷对此毫无对策，根本无力抗拒。这种局面就严重限制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本国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帝国主义对旧中国投资的极端反动本质还表现在，它们会极力保存对它们有利的一些封建弊端，以从中不断渔利。通过美国官方对中国厘金的存废问题的态度，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点。厘金本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暂时推行的国内商品过境转运税，它的征收阻碍了全国性商品市场的形成，无论对于中国企业的产品还是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都是如此。作为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出口商，美国长期以来早就要求中国废除厘金。但当华尔街金融资本在争夺修建中国铁路的贷款并在讨价还价之时，整个情形就大变了。1900年，当时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菲利普（William Philips）写信给他的上司美国国务卿诺克斯（Knox）建议说，厘金不应当废除，原因是，“如果将来我国银行业被邀请参加对中国借款，我完全相信，它们会很乐意地以厘金作为担保。”根据这项建议，美国后来果然改变了其官方政策，同意保留那个枷锁般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厘金，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公用的压迫剥削工具，也充分表明了前者与后者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依从关系的联盟。[4]

此一时期，与中国的资产阶级相比，中国的工人阶级得到了更快的成长。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更加团结，还代表了一股更加壮大的力量。每一条铁路、每一座工厂的建成，不管它是外资的还是中资的，也不管它是官方经营的还是私人经营的，工人阶级总是随之壮大。不管在哪里被雇用，凡是工人阶级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国内几乎一切的资产阶级，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都与地主阶级有联系，地主所有制是这一时期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反封建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的根源。工人阶级的情况正与此相反，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中国土地上，封建农民千百年来遭受封建剥削压迫，他们饱经忧患富于反抗精神，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也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同样的境遇使他们具有共